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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问她：“您还要熬多久？”
她笑了：“熬？罗伯特，您错了。我在这儿感觉很好，挣得不少，我还比较年轻，可能再干七年，干到40岁。希望那时候我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开一家服装店。”她又笑笑说，“或者我嫁给某个阔佬。要树立什么人生目标，那多半是幻想。人生的真面目是看不见的，就因为人们老在它头上踩来踩去。除非是出现什么意外……”
“我要成为您的意外，乌丽克。”罗伯特说这话时一本正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顺口说说而已。可是他没有看见乌丽克眼中的惊愕，他不知道自己的话很不理智，他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根本不考虑现实。
乌丽克·施佩琳这个名字，要是从字义上理解，那是不幸而言中了：施佩琳是一只“家雀”。她的童年没有欢乐，青年时期老是受欺负。她继父对她不怀好意，喝醉了酒在家里光着屁股走来走去。她参加体操和游泳时，小伙子们总想摸她的胸脯。她15岁时和班上同学去法国旅游三天，结果被一个男同学破坏了贞操，这对她打击太大，以致她很长时间拒绝同任何男人接触。她进芭蕾舞学校后，发现同事们把女人视为一种“中性人”。后来她进了芭蕾舞团，发现女的同性恋者比男的追求者还多，当然也有一些男人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等在戏院门口，用高级轿车和钻石金表来引诱她。
那时的乌丽克还是冷若冰霜，不为任何高级轿车所动。可是当她离开芭蕾舞团，在一家酒吧跳起“表情舞蹈”以后，情况就变了。她终于明白，她的身体也可以是一笔资本，可以是一棵任意利用的摇钱树。
于是，乌丽克把她的道德观锁进了装满钞票的钱箱，不过她还不是毫无区别地让任何男人上她的床，而要经过仔细选择，并且绝不跟某个人保持长期的关系。她有取有舍，这纯粹是交易，洗个澡就可以抹掉痕迹，只有一次她忘了自己所定的规矩，上当受骗了。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她30岁时结识了一名来自瑞士伯尔尼的商人。此人对她彬彬有礼，在一个周末带她到伯尔尼去，让她参观了他的企业——一家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位于一座古色古香的写字楼里，办公室里装有七台电脑。就在那个星期天，他俩在图纳湖畔度过了柔情缱绻的时光。乌丽克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幸福，以为找到了一个她可以信赖的男人。
他们共同生活了四个月，乌丽克辞去了工作，结束了以往的生活，心甘情愿地扮演情妇的角色。那个名叫贝阿特的瑞士人把乌丽克捧在手里，对她有求必应，从现实到梦境，从梦境到满足，乌丽克终于觉得自己有了盼头。
一个秋季的一天，贝阿特建议乌丽克把她的财产投到有利可图的股票生意里去。毕竟乌丽克积蓄了六万马克，这是她卖身赚来的钱，但他们已经不把它当回事儿了。乌丽克高高兴兴地把钱交给了贝阿特，贝阿特果然给她拿来了股票，印得花花绿绿的，说保证有至少10％的股息，并把股票存进了银行的保险箱。
两个星期以后贝阿特失踪了。保险箱里的股票是一堆废纸，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个股份公司。伯尔尼的办公室人去楼空，只有七台电脑是真的，为的是唬弄那些轻信的顾客，经过长时间的打听，乌丽克得知贝阿特躲到塞内加尔去了，那是个安全的地方。
乌丽克的钱被骗得一干二净，她的梦想和前途全毁了。她心里充满了恨，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恨这个欺骗了她的心灵的世界。但同时她也下定决心，不再让人欺骗，而是要自己来欺骗这个社会。《圣经》里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成了她的信条。从此以后她要按照这一信条做人，要报复所有的人，即使误伤无辜也在所不惜。她本人不也是无辜者吗？不照样被人毁了！她现在知道，生活就是不断地搏斗，只有比敌人更加无情的人才能成为胜者。
乌丽克又重操旧业，她的床就是她的店，她在床上认识了弗兰茨·冯·格来欣先生。他一见面就解释，他不需要花钱买虚假的爱情，他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慕名而来的。乌丽克说，她不想听这一套，问他有什么要求，要多长时间，并说好不许有变态行为。冯·格来欣先生看来相当满意，因为过了两天他就打电话给乌丽克，请她去一趟托斯卡纳酒吧。
对乌丽克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地点。上酒吧属于她的“业务范围”，在街头拉客才丢人。她认为，街头拉客是道德沦丧的最低点，是彻底抛弃自己的人格。所以她总是上酒吧，跟人聊天，先要扭扭怩怩一番，然后才把“财神爷”带到家里。她要让男人有一种占有者的胜利感，这样会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占有者愿意为胜利而投入更多的钱。对一个聪明的女人来说，男人的虚荣心就是一个金库。
在托斯卡纳酒吧，乌丽克首先遇到的是看门人博罗。他一听是找冯·格来欣，问都不问就把门开了。萨尔瓦多在酒吧里迎接她，显然是等待多时了。他带她走进酒吧背后的一间大办公室，冯·格来欣先生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萨尔瓦多马上就退下了。
冯·格来欣说：“很高兴，您接受了我的邀请。我昨天就在等您了。”虽然他俩两天以前还睡过觉，他仍称她“您”。这种称呼造成了隔阂，使乌丽克感到奇怪，两天以前，冯·格来欣和她共同度过了两小时，走时给了她1，000马克，这会儿怎么装得像初次见面似的。
“我需要时间考虑。”乌丽克用眼光扫了一下房间，没有长沙发，只有皮椅，书架，柜子和写字台。“您喜欢在哪儿，在椅子上，还是在写字台上？”
“别说傻话了！”他有点不快，又有点命令式地说：“我请您来是……”
“请我来？”她重复一遍，好像这是个陌生的字眼。
“是的，我请您来！”冯·格来欣走回写字台坐下，也没有请乌丽克坐。乌丽克找了一把皮椅坐下，叠起她那双长长的腿，露出裙子里面的小裤衩。但看来这对冯·格来欣不起作用，他看她的眼睛，而不是看她的双腿。“我有些想法。”
“我倒要领教领教。”
“您没有必要出卖皮肉。”
“这种话只有有钱人才能说。难道您要给我做道德问题的报告吗？就凭您？两天以前……”
“别再提那个晚上了。我跟您说过，我不需要花钱买女人。”
“您玩女人说跟摘苹果似的。”她的声音像在挑衅，“您找我干吗？”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打算。”
“说具体点儿。”
冯·格来欣从写字台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问道：“您也来点儿？”
“谢谢。我只有上班时间才喝酒。”
“上班时间，说得好。”冯·格来欣笑着斟满了自己的杯子，“我发现您还挺幽默，这没坏处。”
弗兰茨·冯·格来欣在慕尼黑某些人士中间首先以“酒吧男爵”的外号闻名。这个看上去像是很有教养、很正派的四十开外的人，专长却是收买夜总会和酒吧间。他父亲留给他一笔400万马克的遗产，那是父亲从事啤酒花加工挣来的辛苦钱。但学过经济学的弗兰茨却并不把啤酒花加工视为自己的前途，而是干起了房地产。他选择的不是住房或者办公楼产业，而是一种特殊的“物业”。他先买下了三座旧房，经过装修改建，办起了“私人俱乐部”——这就是高等妓院的雅称。当然顾客也是高等的，其中包括产业家、社会名流、政治家、银行家，直至政府官员。他说过一句俏皮话：“联邦议院经常在我这儿举行小型会议……”这自然是夸张，但每个知情人都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俱乐部颇有名气，而且在每次的警察搜查中都安然无事。他们是不会对那些正在洗泡沫浴的检察官进行审问的。
冯·格来欣成立俱乐部以后，就开始关注慕尼黑的夜生活。他买下别人的酒吧，或者自己开办酒吧，这些酒吧都设有搞性活动的暗室。由于这种“专项服务”收入以百万计，父亲传给他的啤酒花加工厂反而成为副业了。如今，冯·格来欣已拥有一个妓院王国，成了一位不可侵犯的人物。
此刻他以断然决然的口气对乌丽克说：“您停止‘上班’吧，马上停止。”
乌丽克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您让我喝西北风啊？您想支配我，没门！我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永远如此，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跟人睡就跟人睡！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别人甭想指手画脚，您就更没资格了！”
“误会了，可能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您什么也没说。”乌丽克走到他的写字台前，双手撑在台面上，用愤怒的目光看着冯·格来欣，使他又是震惊，又是着迷。他想，这真是个绝色而奔放的女子，有如一头半驯化的野猫，就这样正好，他不要彻底驯化她。
她生气地问道：“我可以走了吧？”
“还有几句话。”
“何必呢？”
“您喜欢这托斯卡纳酒吧吗？”
“跟别的酒吧一样，都是捞钱的。”
“它是我开的。”
“我谅您也不过如此，”面对乌丽克的讥讽，冯·格来欣处之泰然，而且微笑起来。这倒使乌丽克感到不解，我老在刺激他，他还笑得出来？
“我给您提供一个活儿，就在我这个酒吧，当吧女。”
“让我站酒台，您当老板，谢谢，不干。”
这话听起来像是最后的决定，但在女人身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熟悉女子心理的人把它不当一回事儿。只不过是语言上的围墙罢了，很容易推倒。
“您可以拿营业额的15％，而且不必再为了钱而去跟男人睡觉。”
“就跟您一人睡，我说得对吗？”
“不对，我从不跟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