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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死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爸爸利欧只有三十八岁，妈妈娥佳只有三十二岁，男孩巴维才四岁呢。仅此一幅就摩肩接踵，横列了近二百排之多，几乎任挑一家来核对，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去，偶有例外，也差得不多。在接近墙脚的地方，我发现佛来歇一家三代的死期：
FLEISCHERAdolf15．X1872——6．Ⅵ1943Hermina20。Ⅶ1874—18．Ⅶ1943Oscar29．Ⅳ1902—28．Ⅳ1942Gerda12．Ⅳ1913－28．Ⅳ1942Jiri23．X1937－28．Ⅳ1942
根据这一串不祥数字，当可推测祖父阿道夫死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享年（恩年？）七十一岁，祖母海敏娜比他晚死约一个半月，恩年六十九岁：那一个半月她的悲恸或忧疑可想而知。至于父亲奥斯卡，母亲葛儿妲，孩子吉瑞，则早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时殒命，但祖父母是否知道，仅凭这一行半行数字却难推想。
我一路看过去，心乱而眼酸，一面面石壁向我压来，令我窒息。七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具赤裸裸的尸体，从耄耋到稚婴，在绝望而封闭的毒气室巨墓里扭曲着挣扎着死去，千肢万骸向我一铲铲一车车抛来投来，将我一层层一叠叠压盖在下面。于是七万个名字，七万不甘冤死的鬼魂，在这一面面密麻麻的哭墙上一起恸哭了起来，灭族的哭声、喊声，夫喊妻，母叫子，祖呼孙，那样高分贝的悲痛和怨恨，向我衰弱的耳神经汹涌而来，历史的余波回响卷成灭顶的大漩涡，将我卷进……我听见在战争的深处母亲喊我的回声。
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我的哭墙在何处？眼前这石壁上，无论多么拥挤，七万多犹太冤魂总算已各就各位，丈夫靠着亡妻，夭儿偎着生母，还有可供凭吊的方寸归宿。但我的同胞族人，武士刀夷烧弹下那许多孤魂野鬼，无名无姓，无宗无亲，无碑无坟，天地间，何曾有一面半面的哭墙供人指认？
5卡夫卡
今日留居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已经不多了。曾经，他们有功于发展黄金城的经济与文化，但是往往赢不到当地捷克人的友谊。最狠的还是希特勒。他的计划是要“彻底解决”，只保留一座“灭族绝种博物馆”，那就是今日幸存的六座犹太教堂和一座犹太公墓。
德文与捷克文并为捷克的文学语言。里尔克（R．M．Rilke，1875——1926）、费尔非（FranzWerfel，1890—1945）、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同为诞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但是前二人的交游不出犹太与德裔的圈子，倒是犹太裔的卡夫卡有意和当地的捷克人来往，并且公开支持社会主义。
然而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卡夫卡始终突不破自己的困境，注定要不快乐一生。身为犹太种，他成为反犹太的对象。来自德语家庭，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敌视。父亲是殷商，他又不见容于无产阶级。另一层不快则由于厌恨自己的职业：他在“劳工意外保险协会”一连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也难怪他对官僚制度的荒谬着墨尤多。
此外，卡夫卡和女人之间亦多矛盾：他先后订过两次婚，都没有下文。但是一直压迫着他、使他的人格扭曲变形的，是他那壮硕而独断的父亲。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里，卡夫卡怪父亲不了解他，使他丧失信心，并且产生罪恶感。他父亲甚至骂他做“虫豸”（einungeziefer）。紧张的家庭生活，强烈的宗教疑问，不断折磨着他。在《审判》、《城堡》、《变形记》等作品中，年轻的主角总是遭受父权人物或当局误解、误判、虐待，甚至杀害。
就这么，这苦闷而焦虑的心灵在昼魇里徘徊梦游，一生都自困于布拉格的迷宫，直到末年，才因肺病死于维也纳近郊的疗养院。生前他发表的作品太少，未能成名，甚至临终都嘱友人布洛德（MaxBrod）将他的遗稿一烧了之。幸而布洛德不但不听他的，反而将那些杰作，连同三千页的日记、书信，都编妥印出。不幸在纳粹然后是共产党的政权下，这些作品都无法流通。一九三一年，他的许多手稿被盖世太保没收，从此没有下文。后来，他的三个姊妹都被送去集中营，惨遭杀害。
直到五十年代，在卡夫卡死后三十年，他的德文作品才译成了捷克文，并经苏格兰诗人缪尔夫妇（EdwinandWillaMuir）译成英文。
布拉格，美丽而悲哀的黄金城，其犹太经验尤其可哀。这金碧辉煌的文化古都，到处都听得见卡夫卡咳嗽的回声。最富于市井风味历史趣味的老城广场（Staromestskenamesti），有一座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宫，卡夫卡就在里面的德文学校读过书，他的父亲也在里面开过时装配件店。广场的对面，还有卡夫卡艺廊。犹太区的入口处，梅索街五号有卡夫卡的雕像。许多书店的橱窗里都摆着他的书，挂着他的画像。
画中的卡夫卡浓眉大眼，忧郁的眼神满含焦灼，那一对瞳仁正是高高的狱窗，深囚的灵魂就攀在窗口向外窥探。黑发蓄成平头、低压在额头上。招风的大耳朵突出于两侧，警醒得似乎在收听什么可疑、可惊的动静。挺直的鼻梁，轮廓刚劲地从眉心削落下来，被丰满而富感性的嘴唇托个正着。
布拉格的迷宫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场恶梦，最后这恶梦却回过头来，为这座黄金城加上了桂冠。
6遭窃记
布拉格的地铁也叫Metro，没有巴黎、伦敦的规模，只有三线，却也干净、迅疾、方便，而且便宜。令人吃惊的是：地道挖得很深，而自动电梯不但斜坡陡峭，并且移得很快，起步要是踏不稳准，同时牢牢抓住扶手，就很容易跌跤。梯道斜落而长，分为两层，每层都有五楼那么高。斜降而下，虽无滑雪那么迅猛，势亦可惊。俯冲之际，下瞰深谷，令人有伊于胡底之忧。
布城人口一百二十多万，街上并不显得怎么熙来攘往，可是地铁站上却真是挤，也许不是那么挤，而是因为电梯太快，加以一边俯冲而下，另一边则仰昂而上，倍增交错之势，令人分外紧张。尖峰时段，车上摩肩擦背，就更挤了。
我们一到布拉格，驻捷克代表处的谢新平代表伉俪及黄顾问接机设宴，席间不免问起当地的治安。主人笑了一下说：“倒不会抢，可是扒手不少，也得提防。”大家松了一口气，隐地却说：“不抢就好。至于偷嘛，也是凭智慧——”逗得大家笑了。
从此我们心上有了小偷的阴影，尤其一进地铁站，向导茵西就会提醒大家加强戒备。我在国外旅行，只要有机会搭地铁，很少放过，觉得跟当地中、下层民众挤在一起，虽然说不上什么“深入民间”，至少也算见到了当地生活的某一横剖面，能与当地人同一节奏，总是值得。
有一天，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上，见一干瘦老者声色颇厉地在责备几个少女，老者手拉吊环而立，少女们则坐在一排。开始我们以为那滔滔不绝的斯拉夫语，是长辈在训晚辈，直到一位少女赧赧含笑站起来，而老者立刻向空位上坐下去，才恍然他们并非一家人，而是老者责骂年轻人不懂让座，有失敬老之礼。我们颇有感慨，觉得那老叟能理直气壮地当众要年轻人让座，足见古礼尚未尽失，民风未尽浇薄。不料第二天在同样满座的地铁车上，一位十五六岁的男孩，像是中学生模样，竟然起身让我，令我很感意外。不忍辜负这好孩子的美意，我一面笑谢，一面立刻坐了下去。那孩子“日行一善”，似乎还有点害羞，竟然半别过脸去。这一幕给我的印象至深，迄今温馨犹在心头。这小小的国民外交家，一念之仁，赢得游客由衰的铭感，胜过了千言不惭的观光手册。苦难的波希米亚人，一连经历了纳粹等许多凌虐折磨，竟然还有这么善良的子弟，令人对“共产国家”不禁改观。
到布拉格第四天的晚上，我们乘地铁四旅馆。车到共和广场站（MamestiRepublicky），五个人都已下车，我跟在后面，正要跨出车厢，忽听有人大叫“钱包！钱包！”声高而情急。等我定过神来，隐地已冲回车上，后面跟着茵西。车厢里一阵惊愕错乱，只听见隐地说：“证件全不见了！”整个车厢的目光都猬聚在隐地身上，看着他抓住一个六十上下的老人，抓住那老人手上的棕色提袋，打开一看——却是空的！
这时的车门已自动合上。透过车窗，邦媛、天恩、我存正在月台上惶惑地向我们探望。车动了。茵西向他们大叫：“你们先回旅馆去！”列车出了站，加起速来。那被搜的老人也似乎一脸惶惑，拎着看来是无辜的提包。茵西追问隐地灾情有多惨重，我在心乱之中，只朦朦意识到“证件全不见了！”似乎比丢钱更加严重。忽然，终站佛罗伦斯到了。隐地说：“下车吧！”茵西和我便随他下车。我们一路走回旅馆，途中隐地检查自己的背包，发现连美金带台币，被扒的钱包里大约值五百多美金。“还好，”他最后说，“大半的美金在背包里。台湾的身分证跟签帐卡一起不见了，幸好护照没丢。不过——”
“不过怎么？”我紧张地问道。
“被扒的钱包是放在后边裤袋里的，”隐地啧啧纳罕。“袋是钮扣扣好的，可是钱包扒走了，钮扣还是扣得好好的。真是奇怪！”
茵西和我也想不通。我笑说：“恐怕真有三只手——一手解钮，一手偷钱，第三只再把钮扣上。”
知道护照还在，余钱无损，大家都好了一口气。我忽然大笑，指着隐地说：“都是你，听谢代表说此地只偷不抢，别人都没开口，你却抢着说：‘偷钱要靠智慧，也是应该。’真是一语成谶！”
缘短情长
捷克的玻璃业颇为悠久，早在十四世纪已经制造教堂的玻璃彩窗。今日波希米亚的雕花水晶，更广受各国欢迎。在布拉格逛街，最诱惑人的是琳琅满目的水晶店，几乎每条街都有，有的街更一连开了几家。那些彩杯与花瓶，果盘与吊灯，不但造型优雅，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