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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就算我们认同此种可怕的杀人的特权，我还是要说战争奴隶，或被征服的人民，不过是出于强制被迫，对其主人没有任何服从的义务。胜利者并没饶恕了他们的生命，奴役也是杀人：与其毫无收获地杀，不如有利可图地杀。除了暴力他没有任何其他权威，战争状态也就一如既往；他们的关系就是这种战争状态的结果，而使用战争的权利可不意味着任何和平的条约。当然胜利者和被征服者间还是有条约的，规定的不是战争状态的结束而是战争状态的维持。
可见，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奴役权都是无效、非法而且荒唐的。“奴役”和“权利”两词互相矛盾不能相容。总之，不论何人，只有失去理性，才会对他人或百姓说“我要和你们结成一纸协议，你们只能付出，我只能获利。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你们也只能－保持它。”－－－－－－－－【原注１】比世上任何民族都知道并尊重战争权利的罗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顾忌，其公民如果不公开向敌人挑战并指名点姓地挑战某一个敌人，就不被允许做为志愿者。当小Ｃａｔｏ第一次参战所在的兵团在Ｐｏｐｉｌｉｕｓ手下重新组建时，老Ｃａｔｏ写信给Ｐｏｐｉｌｉｕｓ说，如果他还希望自己的儿子仍然服役，他就必须对他重新进行军事宣誓，因为现在他的第一个誓言作废他已不能再拿起武器对抗敌人了。老Ｃａｔｏ又写信给儿子叮嘱他不发新誓就不能上战场。我知道Ｃｌｕｓｉｕｍ的陷落还有其他一些孤立事件可以用来反驳我，但我说的是法律和习俗。罗马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较少地违反其法律，其他国家也没有如此好的法律。【译注１】原文是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ａｉｎｔ Ｌｏｕｉｓ。其他版英文翻译写成法国国王路易ＩＸ。路易九世（１２１４－１２５２），被后人称为最有骑士精神和和平精神的国王，封建时代的名君。在位期间，正是欧洲的教权与王权争夺激烈的时期，路易九世篾视当时的教权至上，教皇是神的代言人的做法，公然宣称，国王除了上帝和国王自己之外谁都不服从。为了使国王制度可以真正独立于皇权（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权之外，路易九世大力健全官僚统治机构和中央集权制度，使国家得以在这样的机构下运作，减少国王的明暗对国家的直接影响。这是欧洲各封建领主式的国家向近代的国家过渡的开始。路易九世是相当虔诚的信徒，１２９７年教会为表彰他的勇气虔诚和公正，追封路易九世为圣人，设８月２５日为圣路易日。（小蚂蚁提供）也有一说认为圣路易习惯法是后人假借圣路易之名而作。【译注２】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Ｇｏｄ应该是西罗马帝国亡国后，基督教会提出的。当时地中海世界在民族大移动中相当混乱，而大移动完结后产生的封建领主，也基本上还是蛮族风气，四下争战，虐杀平民是家常便饭。教会于是提出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Ｇｏｄ，是将每年的一段时期列为休战期，以上帝之名禁止战事，同时将牧师农民和商人列入不得随意虐杀的对象。这个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虽然战火一起，很难不殃及池鱼，但还是有相当的抑制作用。（小蚂蚁提供）
《社会契约论》第一册第五章
根本的还是第一约法
就算我们承认强权的存在，接受我前所拒绝了的所有种种，专制政府的辩护士还是好不到哪去。治理社会和压榨奴隶还是两个概念。如果个体还要臣服于某个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奴隶和主人，而不是人民和统治者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是一群聚集的人，而不是人的结合体，公益和政体也就子虚乌有了。即便这个强人征服奴化了半个世界，他也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他的利益也是与民无涉的私利。他的死亡也就是他的帝国的末日，因为这样的帝国是没有凝聚力的个体的乌合之众而不是有机的结合体，就象火后的橡树一样化成了飞灰。
葛罗休斯说，人民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君主。按葛罗休斯的意思，人民在寻找君主之前就已是人民了。这一状况本身就是文明的行为而包含了整体上的协约。因此，在分析人民寻找君主之行为前，还是要先分析一下个人相约为人民的约法三章。它既然在君主之先，它才是社会产生的真正基础。
假如表决不是全体无异议通过，那为什么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选择？为什么百来号需要主子的人可以代表十几个不要主子的人来表决？如果在此前还从无任何约法三章，这种接受多数人选择的表决方法至少应在一个场合曾经通过了全体无异议的表决。
《社会契约论》第一册第六章
社会公约
我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自然国度中个人之生存不再能由单一个体无力而藐小的力量来维持，原来的自然国度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现状如不改变，人类就要消亡。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他们团结起来，才是他们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结成一体，用力量的总和来攻艰克难，群策群力。
如此集体力量只能由一群人的合作来实现。但既然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其谋生的主要手段，个人如何能够善用此一集体力量，而不伤及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这一问题可以这样表达：“设计一种人类的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社会契约的本质决定了上述各项要件不能有一丝更动，否则社会契约就会失去效用，即便这些条件不曾被正式宣布，它也必须是每一时每一地普遍地得到接受。否则，每个个人都失去或放弃了他的契约自由，而重新得回他所原有的天然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要件，正确的理解之下，都归于一条，就是每个加盟成员都把自己的权利奉献给整个社会。首先，只有当个人把自己整个地投入，每一个人的条件才能平等，他人的负担也就是自己的负担，而为他人增加负荷，对任何人都不再有利。
进一步，此等奉献既然毫无保留，这样的集体就是最完美的，每一个成员都不会过分地要求：只要有一个人还保有他的某一权利，他就迟早会在某一事例上开始特立独行，在个人和社会等事物上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当最后所有人都开始拿回了他的权利凡事都凭自己的判断，人们就回复到了自然国度，社会必然地变得如非解体，就成暴政。
最后，每个个体无保留地投身于社会整体，等于个体毫无奉献。每个个体对其他加盟个体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因此，他所付出的，为他投身于社会的回馈所弥补，加上更强的保全自身的能力。
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所有不重要的东西不谈，我们会发现它成为如下的公式：“在一般意志的最高权威下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在这一集体中，我们把每个加盟者都接受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
协约的结果立刻就产生了加盟的集合体，而代替了参与协约的每个单独的个体，它包含了参加表决的所有个体成员。此一统一独立的实体拥有集体的自我、和自己的生命与意志。这种由其他个体加盟而成的法人实体，我们叫它城市（ｃｉｔｙ）【原注１】，现在的称呼是共和国或政体。在被动的状态，它称为“国家（ｓｔａｔｅ）”；在主动的状态，它称为“主权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在和其他同类实体相比较时，它又称为“政权（ｐｏｗｅｒ）”；它的成员从集体的角度称自己为“人民（ｐｅｏｐｌｅ）”；从分享主权者权威的个人的角度，称自己为“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从服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可以称自己为“臣民（ｓｕｂｊｅｃｔ）”。这些词往往被不加区分地混用；只要知道在使用它们时的确切含义就行了。－－－－－－－【原注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在现代已完全失去了；大多数人民认为一个城就是一个ｃｉｔｙ，市民就是公民。他们却不知道房屋构成了城，而公民形成了ｃｉｔｙ。很早以前，卡色基人同样的错误使他们所失甚重。我还从不曾读到过哪个王国的臣民有着公民的头衔，就是远古的玛西东人和今天的英国人都不例外，虽然他们相对别人有较多的自由。法国人自己处处使用公民的称谓，因为，如其字典上的写法，他们不懂它的含义；否则他们是有窜改文意的罪嫌的；对他们，公民是表达一种美德而不是权利。当包丁（Ｂｏｄｉｎ）讨论公民和市民时，他犯了同样的大错，把一个阶级说成了另一个阶级。阿尔兰勃特先生避免了这些错误，在他有关日内瓦的文章中，他清楚地区分了四个等级（如果算外国人，五个等级）存在在城里，而只有其中两个等级构成了共和国。由我认知所限，没有其他的法国作家懂得公民一词的真正含义。
《社会契约论》第一册第七章
主权者
在此一方式下，集体的协约包含了公私双方的相互责任，不妨说，每个人是和他自己约法三章，有着双重义务：作为主权者一员对其他个人的义务，和作为国家一员对主权者的义务。在此，那种认为一个自主的个人不能真正地去和自己达成任何约定以限制自己的行为的法律常识并不适用，对自己的义务和对自己作为一部分的整体的义务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
还要指出的是，虽然考虑到每个人的双重义务，公众决定可以要求每个臣民服从主权者，但是他们不能为主权者强加任何义务。政体的本质决定了在它之上不能再有任何法律的束缚。既然它只能作为单一的个体考虑，此种情形类似于自主的个人不能和自己达成任何约定以限制自己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