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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不可限量，谁也不能想像，不久发表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的“记录”完
全作了改变。石挥被打为右派之后，不堪凌辱，只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说是死于铁
路轨道，一说是跳海自杀。艾青的苦难得到了王震的保护，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条命。
10年过去了，“文革”居然结束了，残破的国家逐渐进入恢复阶段，一切渐渐
上了轨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来我家拜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
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打过我一个“耳光”；必须得到我的原谅，才能工作，这
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觉得好笑，但我告诉他，文革十年虽然受尽折磨，全家损
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挨打确是只有这一次，而且记得十分清楚，你那个“耳光”
打得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从这个灾难中完整生还下来，主要的原
因还是我经历过“反右”之难；而“文革”的主要对象乃是整“当权派”也。譬如
那田汉，我看了《田汉传》知道他的死事之惨，血肉淋漓，就是因为他是“领导”
之故，不知他临死之前可回忆到当年为摆脱自己而把我当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还有我当年的邻居马大妈的一家，马大妈的儿子马小弟当年
是我家儿女的同学，在那个人鬼不分的苦难时代，是我们全家的保护神。只要街上
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跑到我家通风报信，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顷，或者把我掩藏在
他家里，救我的次数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至今一别有几十年了，我终生忘不了马
家的恩情。
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
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譬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
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
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经再三考核才得过关等等。
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争气，奋发。半个世纪过去了，都能挣扎
求生，一个个都作出各自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个曾作为“右派”的大哥对每个
弟妹后辈都欠了一笔冤枉债。
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
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
（补注： 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载有《20万件文物回归
记》一文，其中有一个三百位捐献者中的30人名单，第一人即我父吴景洲先生，并
有“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的说明。又于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吴景
洲捐献文物图集》一册，为至今的捐献者唯一的一册。）
1997年12月31日
“相府门前七品官”
在今天我们任何一种工作岗位上，为了使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我们有必要随时
随地去找一些“窍门”。根据这些年的社会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找“窍门”
也不行。
先说说“打电话”吧。
做一个社会上的人，谁也不免得有些朋友，有些兄、弟、姊、妹或是其他的亲
戚之类；有了这些关系，也必然得有一 些交往，于是也就不免要打打电话。可是
今天打个电话也不简单。电话的发明和使用原该是图个快速方便，然而今天许多接
电话的人都是用刁难和不必要的繁琐来使用这种交通语言、思想的利器的。
谁都有往机关或机关宿舍里打电话的经验，接电话的对方的好整以暇的态度简
直是你难以想象的。问你是哪里？叫什么名字？找谁？有什么事？……几乎把祖孙
三代都要问到，最后给传不传好像还得看他高兴。
自然，假如你是为了公事打电话，抬出机关的招牌就好说话些。可是谁不有点
私事呢？谁能永远谈工作，谈任务呢？
所以为了无关公事而打电话的时候，碰到这样的盘问，就总觉得有点理屈：理
屈则气不壮，于是碰到的刁难就越大。为打个电话而生一肚子的气是常事。
常言说得好：“溺还能把人憋死？”打电话还是有窍门的，这个窍门叫做“以
大压小法”。说来简单，电话打到科里你就说是所里；打到所里，说是局里；打到
局里，说是部里；打到部里，说是院里……以此类推，见风便长；话到即传，万试
不爽。
本来么，电话，电话，有声无形；虚报一下字号，免得浪费时间，有什么不好。
妙在是这样说了之后，一般的是对方决不再多问什么了。原因是：接电话的人怕上
级。抓住这个关键，就能打通电话。
“媚上者必须欺下”，这就是为什么打不通电话的原因。
关于电话，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去年我到昆明，想打个电话给在云南省委机关
工作的妹妹；但是找不到电话号码，电话簿里没有中国共产党省委的电话。打听住
处的服务人员才知道省委的电话是“保密电话”。自然后来还是找着了的，但是我
实在不明白电话有什么“保密”之必要？尤其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是和全国人
民共呼吸的党，为什么连这一和人民通消息的电话都要“保密”起来？可能某些部
门，某些首长的电话要“保密”一下，但是就何以一个可以公开的电话都没有？连
电话都不许人民打进来，又如何谈得到联系群众？相反地倒真是些“拒人于千里之
外”的味道。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可能也是一种“制度”，全国都是一样，不仅云南
一 剩我查了北京的电话号簿，果然是也查不到北京市委和各区区委的电话。中共
中央委员会的电话就更不用说了。
由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也是去年到昆明去，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去了几次
云南大学，碰见了分别二十多年现在云南大学作教授的老同学们；大家自然非常开
心，有一位教授约我无论如何在离开昆明之前到她家里去坐坐。和儿时游伴在一起
坐坐是“人生难得几回再”的乐事，我在临行头一 天早晨绝早起来，沿着翠湖散
步到云南大学；谁知走到门口便被看门的给挡住了。我说明来意，得到的答复是三
个字：“不见客”。看门人脸上的表情冷若冰霜，决无讨价还价之余地：访友原为
高兴之事，犯不上为这吵架生气，我只好默然而退。
自然这事情又给我一个不明白。连监狱都能接见犯人，这个“不见客”又是一
种什么制度呢？好吧，就算是“关门制度”吧。更不明白的是我去过几次云南大学，
门口站的同是这位看门人；就是他曾为我热情地指过路的，但是这回为什么一下子
就变了脸呢？在低头忧郁地走回翠湖的路上时，我忽然想明白了：前几次我是坐了
小汽车去的，最后这一次我是步行去的。问题就在这儿了，看门人“认车不认人”。
他知道坐汽车的不是首长，必是贵宾；那么走路的不是人民，便是群众；在“最高
学府”里受到这样的待遇真叫人感慨无穷。
事实上这也不是云南大学一个地方的事情，这些年来所到之处，十之八九，小
汽车是兼有通行证的作用的。这就不像打电话那样好找窍门，打电话只有声音，而
小汽车则不简单也。
机关里的某些接电话的人，某些看门人的一些上述的面貌和形象使我很自然地
想起京剧《打严嵩》中的严侠来，这位“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是旧
社会里趋炎附势、谄上欺下的典型人物。然而千百年来阴魂不散，到了解放后的今
天还是根深叶茂的。
严重的是这种精神，这种意识偏偏不是首长们所能接触和体会得到的。
唱合诗
——送卢前教授
近来复古之风甚盛，许多埋没已久的古书古人古迹都得到机会在伟大的抗战年
代里重新出头露面了。只以诗来说吧，甚至二十余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抱着凌厉
无前以创造中国的新诗为职志的大师们，也兴高彩烈地大做起旧体诗来。事实甚多，
不烦枚举；理由何在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旧体诗之如何已失去了时代的价值，
又如何有提倡新诗之必要；也似乎早已是属于常识一类的东西，无庸再说了。这里
所谈到的只是做旧诗而与戏剧有关的一件小事情。
这就是我想到了的卢前先生的一次唱合诗。
几个月以前，“贤明的”戏剧主管当局曾经举行一次招待戏剧界同人的茶会，
那意义该是很庄严而重大的。
是戏剧界的“光荣”与“幸运”吧？那天有两位“诗人”也出了席，因为在之
后几天报纸上登了两首唱合诗，作者是两位不太生疏的“诗人”，江洁生与卢冀野。
两位“诗人”自然该是参加茶会而来；然而他两位并没有发表任何高见，也就
是说当场并未起任何作用。令人意料不到的是都颇能神游六合之外，抓住了常人抓
不到的“诗材”，作了两首诗，好在我的“楮毫”并不值得如何宝贵，所以不妨把
这两首“艳体诗”照抄下来，给各界君子再开一回 眼界：……江洁生“即席口占”
云：压场裙屐晚相邀，画角诗心付彩毫；一帕香罗低覆额，夕阳影里白杨娇。
卢冀野“席次洁生韵”云：曹庵置茗远招邀，四座和风入楮毫；窈窕白杨帘下
影，琅扇底瑞芳娇。
本来“唱合诗”充其量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而就诗论诗，这两首诗除去
“堆砌”与“莫名其妙”之外，所余的怕也只是一千二百分的“无聊”吧？
真是见鬼呵！见鬼呵！“诗人”们真是闲着没事干么？负有盛名的，年高有德
的，就真把自己看得这么不值钱么？难道他们以“清客帮闲”姿态，躬身步入会场，
牺牲几个钟头宝贵的时间，就是为了写这两首“艳体诗”么？
很久以来，中国就流行一种极恶劣的习惯，文人常以才子自命，才子就免不了
“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