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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药装进子弹壳。
老奥德里耶特街上的一家古玩铺被一群人冲破门，拿走了几把弯背刀和一些土耳其武器。
一个被步枪打死的泥水匠的尸体躺在珍珠街。
接着，在右岸、左岸、河沿、林荫大道、拉丁区、菜市场区，无数气喘吁吁的人、工人、大学生、区的工作人员读着告示，高呼：“武装起来！”他们砸破路灯，解下驾车的马匹，挖起铺路的石块，撬下房屋的门板，拔树，搜地窖，滚酒桶，堆砌石块、石子、家具、木板，建造街垒。
人们强迫资产阶级一同动手。人们走进妇女的住处，要她们把不在家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在门上用白粉写上“武器已交”。有些还在刀枪的收据上签上“他们的名字”，并说道：“明天到市政府去取。”街上单独的哨兵和回到区公所去的国民自卫军被人解除了武装。军官们的肩章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上，有个国民自卫军军官被一群拿着棍棒和花剑的人追赶着，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所房子，直到夜里才改了装出来。
在圣雅克区，一群群大学生从他们的旅馆里涌出来，向上走到圣亚森特街上的进步咖啡馆，或向下走到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在那里，有些青年立在大门前的墙角石上分发武器。人们抢劫了特兰斯诺南街上的建筑工场去建立街垒。只有一处，在圣阿瓦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转角处，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动手拆毁街垒。只有一处，起义的人退却了，他们已在大庙街开始建立一座街垒，在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排交火以后便放弃了那街垒，从制绳街逃走了。那个排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包弹药和三百粒手枪子弹。那些国民自卫军把那红旗撕成条条，挂在他们的枪刺尖上。
我们在此一件件慢慢叙述的一切，在当年却是那城市在每一点上同时发出的喧嚣咆哮，有如无数道闪电汇合成的一阵霹雷滚滚声。
不到一个钟头，仅仅在那菜市场区，便平地造起了二十七座街垒。中心是那座著名的第五十号房子，也就是从前让娜和她一百零六位战友的堡垒，在它的两旁，一面是圣美里教堂的街垒，一面是莫布埃街的街垒，这三座街垒控制着三条街，阿尔西街、圣马尔丹街和正对面的奥白利屠夫街。两座曲尺形的街垒，一座由骄山街折向大化子窝，一座由热奥弗瓦－朗之万街折向圣阿瓦街。巴黎其他的二十个区，沼泽区、圣热纳维埃夫山的无数个街垒没有计算在内，梅尼孟丹街上的一座，有一扇从门臼里拔出来的车马大门，另一座，在天主医院的小桥附近，是用一辆卸了马的苏格兰大车翻过来建造的，离警署才三百步。
在游乡提琴手街的街垒里，有个穿得相当好的人向工人们发钱。在格尔内塔街的街垒里出现一个骑马的人，向那好象是街垒头目的人交了一卷东西，象是一卷钱币，并说道：“喏，这是作开销用的，葡萄酒，等等。”一个白净的年轻人，没有结领带，从一个街垒到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外一个，握着一把指挥刀，头上戴一顶警察的蓝帽子，在派人放哨。在一些街垒的内部，那些酒厅和门房都变成了警卫室。并且暴动是按最高明的陆军战术进行的。令人折服地选择了那些狭窄、不平整、弯曲、凸凹、转拐的街道，特别是菜市场那一带，有着象森林一样紊乱的街道网。据说，在圣阿瓦区指挥那次起义的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朋索街被杀死，有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巴黎地图。
真正指挥暴动的，是空气中一种说不出的躁急情绪。那次起义，突然一手建起了街垒，一手几乎全部抓住了驻军的据点。不到三个钟头，象一长串火药连续在延烧，起义的人便侵占了右岸的兵工厂、王宫广场、整个沼泽区、波邦古武器制造厂、加利奥特、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每一条街道，左岸的老军营、圣佩拉吉、莫贝尔广场、双磨火药库和所有的便门。到傍晚五点，他们已是巴士底、内衣商店、白大衣商店的主人，他们的侦察兵已接近胜利广场，威胁着银行、小神父兵营、邮车旅馆。
巴黎的三分之一已在暴动中。
在每一处斗争都是大规模进行的，加以解除武装，搜查住宅，积极抢夺武器商店，结果以石块开始的战斗变成了火器交锋。
傍晚六点前后，鲑鱼通道成了战场。暴动者在一头，军队在另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栏门对着另一道铁栏门对射。一个观察者，一个梦游人，本书的作者，曾去就近观望火山，被两头的火力夹在那过道里。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这种危殆的处境中几乎待了半个小时。
这时敲起了集合鼓，国民自卫军连忙穿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走出了区公所，联队走出了兵营。在铁锚通道的对面，一个鼓手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在天鹅街，受到了三十来个青年的围攻，他们捅穿了他的鼓，夺走了他的刀。另一个在圣辣匝禄麦仓街被杀死。米歇尔伯爵街上，有三个军官，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地上死了。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在伦巴第街受伤，退了回去。
在巴塔夫院子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发现了一面红旗，旗上有这样的字：“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难道那真是一次革命吗？
那次的起义把巴黎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种曲折错乱、叫人摸不清道路的巨大寨子。
那地方便是病灶，显然是问题的所在。在其余的一切地方都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在少数几个联队里士兵是不稳的，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人们还记得在一八三○年七月人民对第五十三联队保持中立的欢呼声。两个经受过历次大战考验的猛将，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掌握着指挥权，以罗博为主，毕若为副。由几个加强营组成的巡逻队，在国民自卫军几个连的全体官兵护卫和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务长官的率领下，到起义地区的街道上去进行视察。起义的人也在一些岔路口的路角上布置了哨兵，并大胆地派遣了巡逻队到街垒外面去巡逻。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手里有着军队，却还在犹豫不决，天快黑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当时的陆军大臣，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苏尔特元帅，带着阴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
这些年老的军人，素来只习惯于作正确的战争部署，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限于作战的谋略，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竟到了不辨方向的程度。革命的风向是难于捉摸的。
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匆匆忙忙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营也从圣德尼跑到了，第十四联队从弯道赶到，陆军学校的炮队已经进入崇武门阵地，不少大炮从万塞纳下来。
杜伊勒里宫一带冷冷清清。路易－菲力浦泰然自若
05 巴黎的特色
两年以来，我们已提到过，巴黎见过的起义不止一次。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巴黎能很快习惯一切；那不过是一场暴动，并且巴黎有那么多事要做，它不会为那一点点事而大惊小怪。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这些广阔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同时容纳内战和那种说不上是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集合或告警的鼓声时，店铺的老板照例只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象又在闹事了。”
或者说：
“圣安东尼郊区。”
常常，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就在那一带。”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
“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货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
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好奇的人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谈笑风生，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进城宴饮，有时就在交火的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越过火线。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义中，圣马尔丹街上有个残废的小老头，拉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载着一些盛满某种饮料的瓶子，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走向军队，又从军队走向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无政府主义。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这就是巴黎暴动所独具的特征，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没有的。为此，必须具备两件东西：
巴黎的伟大和它的豪兴。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可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这次武装反抗中，这个大城市感到了某种也许比它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它害了怕。人们看见，在那些最远和最“无动于衷”的区里，门、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关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胆小的躲了起来。街上已见不到那种不闻不问、单为自己奔忙的行人。许多街道都象早晨四点钟那样，不见人影。大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些惊人的新闻，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是国家银行的主人”，“仅仅在圣美里修院，他们就有六百人，在教堂里挖了战壕并筑了工事”，“防线是不牢固的”，“阿尔芒·加莱尔①去见克洛塞尔②元帅，元帅说：‘您首先要调一个联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