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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三哥！快上炕，来！咱替你烧一口。”倒是甲长先招呼起来了。张裕民更看出这里面有讲究。
“不，这个东西咱不来，咱抽纸烟。”张裕民跨坐在炕沿上，一个脚盘着，一个脚蹬着，头靠着墙壁，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纸烟来，并且顺手把白银儿递过来的一根烟送回到烟盘里。
江世荣不得不坐起身，拿过刚刚落到盘子里的那支烟，在烟灯上接上火，赔着笑脸说：“哈，三哥！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什么不好谈……——哈哈，你也来这里玩，哈哈，这两天运气怎么样？”
张裕民也就半真半假的笑说道：“这两天运气不好，闹肚子痛，别人都说白大娘的白先生灵验，咱来找白先生瞧瞧，不知道是真灵假灵，哈……”
炕对面柜子上正供得有一个红绸神龛，在朦胧的灯底下，静静的垂着帘帷，好像摆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气，白银儿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着头伸手从神龛旁边拿过一支水烟袋，点燃纸媒，靠着柜子咕噜咕噜的抽着水烟。
“说正经话，三哥！咱有件事，要请你帮个忙，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时甲长把脸拉正了。
“成，你先说吧！”是张裕民爽朗的回答。
江世荣递了个眼色给白银儿。等她走出去之后，他才咳了一声嗽，把最近一件为难的事告诉了张裕民。
打上月他就收到了一封从八路军那里寄来的信，这是封很有礼貌的信，但等不到他去报告日本人，八路军的人就到他家里来了。这些人年纪不大，可是厉害，一阵软，一阵硬，说得漂亮，他们说你当甲长也不能全怪你，时势所逼嘛，不过，你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良心；咱们也只向你们村上借点粮，数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假如你要丧尽良心，串通日本人来收拾我们，那也行，咱们也不杀你，咱们也只去据点里报告声你通八路就成，据点里还有咱们的人呢。江世荣听了这番话吓得不成，怕这些人杀他，满口答应一定交粮，还先写了个字据，好容易等这群人走了，他才像捡得了一条命似的。可是怎么办呢？去报告么，不行，自己写了亲笔字在人家手里。不去报告么，又怕日本人知道了杀头。他找钱文贵商量，钱文贵说，这是唬人的，不用管。为什么要怕他？可是八路军的信又来了，跟着又来过人。他不得不应付他们。可是钱文贵还啃住了他，说他通八路，要去大乡里说呢，他不得不拿钱送给钱文贵。也不得不收集了几石小米，几斗白面，送给八路军去。但这差事有谁能办呀！又要机警，不能让据点知道；又要胆大，这是去见那杀人放火的八路军呀！事情要办得不好，起码也得坐牢监，谁也怕惹下这是非。他想了好几天，才想起了张裕民来。张裕民刚刚和李子俊闹了别扭，辞了工，手边正紧得很；这人又胆大心细，能办这件事，所以他这天特别到白银儿这里来找他。当江世荣述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把八路军渲染了一番，说送粮食去也是应该的，是替村子消灾少难，要不，八路真的来烧房子杀人怎么办。
静静的听着，一声也没响，张裕民心里已经明白了甲长的企图，而且盘算定主意了。可是他不说，只顺着答应：“呵，”“有这么回事么？”“是呀！”“唉，”“这真做难呀！”“……”“只有你，三哥！只有你才能办，你就辛苦一趟吧！缺什么，都有咱，咱们哥儿们，还能让你吃亏！”甲长单刀直入的提出了问题。
“嘿……”接过了另一支烟，张裕民摇了一摇头，说：“不是咱不帮忙，实在咱办不了这差事，咱是个粗人，一个大字不识，嘴又笨，这送粮食看着不打紧，可是，哈，这就好比两国相交。不成，不成，村子上能说能行的人多着呢，你点兵点错啦！要是差个粗活，扛锄头，抬木料，拉犁，咱张裕民帮你几个工倒是不在乎的。哈……”
江世荣又叫白银儿整了酒菜来，她也坐在旁边陪客，又帮助恭维他。张裕民心里怪好笑的，因为他一听说这差事心里就很乐意，趁机会去拜访一下早已闻名的八路英雄，是可以满足他的年轻人的豪情的。人家都说共产党什么杀人放火，他就不信这一套，他一个光杆，什么也没有，也不怕，梁山好汉还替天行道咧。但他却得装做出不愿意去的样子，他知道江世荣这起人都不是些好家伙，有了事就会把祸害全推在他身上，并且他想在这个时候落得搭搭架子。江世荣没有办法，给了他亲笔信，盖了私章，还给足了路费，并且把张裕民的舅父郭全也找了来，当面立下了保，如果出了事，叫江世荣花钱买人，这样，张裕民才算勉勉强强的答应了。
当天的晚上，张裕民披了江世荣的新羊皮袄，赶着两头大骡子，向南山出发了。第二天的夜晚，他到了一个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八路军穿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腰上插了杆短枪，露出一角红绸子。他们待人很和气，很亲热，很大方。他们说他辛苦了，倒酒给他暖身体，擀面条给他吃，同他谈这样谈那样。他很注意的看他们，听他们，他觉得这些人很讲义气。打日本，反汉奸是天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２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