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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红黑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经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介绍，胡也频于次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离沪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本来，他们约好，一个人在济南教书，一个人在上海写作。然而，这样的分离，年轻的妻子却安不下心来，当天晚上丁玲便给也频写了信。次日夜又写了第二封，未完，24日中午、晚间续写。不久，又写了第三封。加之当时远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两人分离，丁玲遂于一个月后也赴山东。由于他们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克思主义，招致国民党山东政府的通缉，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他们逃回上海，并于5月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由于当时丁玲已有身孕，故没有参加实际活动，但她却用自己的笔与“左联”取着同一步调，由于胡也频把精力主要用在革命活动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明显减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不幸被捕，“左联”和丁玲本人经多方营救，终未成功，2月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在上海龙华荒郊。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褓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只在家里呆了三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发表演讲，驳斥一些反动小报关于“丁玲终日以泪洗面”的谣言，大声疾呼：“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把火”，丁玲冒着危险，出版也频的遗著。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
与也频数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地走向革命的道路。烈士的鲜血，则更进一步使她坚定起来。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怯，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把复仇的怒火，凝注笔端，喷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与雪峰又有了过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又复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写过两封信，向雪峰倾诉她的爱情和苦衷：
我不否认，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笔者注）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到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四十年代，在重庆的雪峰，写信给丁玲说他永远注视着她的创作。事实上，雪峰以其理论家的敏锐和对丁玲及其创作的特殊呵护每每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他都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评品。
我们不讳言革命者个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这种崇高的情怀，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足以令我们深思和钦慕。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那时上饶集中营的军统特务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从浙江义乌农村抓来的私塾先生模样的人———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被中央派往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几年没有见到的冯雪峰。
自然之爱：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走来
胡也频的牺牲，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桅杆坚挺在暴风雨中，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天，雪峰通知她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要访问她。史沫特莱要她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先过来找丁玲，约好见面的日子。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就是年仅26岁的冯达。当他将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莱娓娓而谈时，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无论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20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20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们东往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这时，丁玲已将儿子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由于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25元房租。生活仍很清苦。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丁玲当时谈到自己对“爱情”的感觉：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连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约稿、看稿、选稿、讨论……
丁玲寓所觅踪
虹口区有条东西走向、仅十几个门牌、现为服装市场的昆山花园路。七号是幢三楼带部分四楼联结式的红砖洋房，门口挂有一块“丁玲寓所”的铜牌。丁玲在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奔》、散文《我的创作生活》，并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属募捐启事》，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每当我走过这幢古老的民宅时，一个阴森冷峻的镜头就会浮现在眼前脑际，虽然岁月已逝去了六十多年，但仍久久不能褪却。
据史料记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一时许，空气混浊，腥风触鼻，申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一个穿着灰色西服，脚蹬黑色皮鞋，手挟黑色皮包，腰间插着手枪的中年汉子——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队长马绍武，率领五个彪形大汉，驱车前来丁玲寓所，熟门熟路地登上四楼一间十八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堂（现为居民住房），随行的叛徒李菊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指着一个身穿长衫，嘴叼纸烟的中年男子说：“他就是共产党员潘梓年！”
“好，久违久违！”马绍武一边点头招呼，一边搜查了潘的全身，后又皮笑肉不笑地转向坐在书桌边的另一位党员女作家丁玲说：“丁小姐，打扰了，能不能请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