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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和感怀。她痛觉愧对母亲的厚望，虽然回到了亲人的怀抱有着诉不完的抑郁和忧伤，但一颗心却仍然彷徨在高山峡谷之间，奔腾在长江大河之上，她仍要重鼓翅膀，奋力飞翔。
就在这寂寞而又温馨的夏季，有一天，突然听见大门咣咣的响，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都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丁母惊诧这是哪里来的访问者；丁玲诧异这个在北京刚刚见过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更使她们母女惊异的是，这个青年除一套随身换洗裤褂外竟孑然一身，就连乘车而来的人力车费也是丁玲代为付给的。
这个青年，就是已深深爱上了丁玲的胡也频。原来在送去花束之后没有得到回音的胡也频已陷入了痛苦的烦乱之中，当他得知丁玲不辞而别，南下常德的消息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一颗跳动而慌乱的心。他不顾一切，星夜兼程，跨长江，渡沅水，风尘仆仆，追随着自己心爱人的踪影。
丁玲母女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勇敢、热烈、执拗而穷困的青年。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湘西僻远的常德、空旷静寂的庙宇，消了都市的烦闷和喧嚣，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逦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脚印。静谧宁馨的夏夜、群星闪烁的天空、淙淙流动的江水，都给年轻的诗人以丰富的灵感和无限的遐思，他挥笔记下自己心灵的颤动，流溢着自己对爱的热切渴慕和求生的苦恼痛楚。从这里，丁玲得到了丝丝缕缕的慰藉，也看到一颗明亮热炙而又坚强执著的心灵，也感到这一颗心由于长久的流浪所带来的刺痛。
共同的理想追求、对社会的鄙视，特别是两个相似的别乡离井漂泊异地的感怀，使两颗心渐渐地融化在一起。常德，只是他们暂避风浪的港湾，他们仍要飞向社会，走向洪涛阵阵的人生旋流去搏击奋斗。这样，在1925年中秋，是红叶飘摇的季节，北京香山碧云寺下又重见丁玲与也频相依相随的身影。
丁玲和也频都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虽然生活在清苦岁月里，爱情生活既有甜蜜的温柔，也有浪漫的诗意。当时沉醉于爱河，饱饮爱的醇酒的胡也频只打算做中国的雪莱，用自己多情的彩笔构筑起一座座美的世界，来献给他年轻的爱人。而丁玲也沐浴在爱的温氲中，除了每日三餐，盐油米柴的准备外，还有几部翻译小说也构成她生活的一部分。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当他们生活难以为继，当他们眩惑的情感涌浪平息之后，面前耸立的仍然如同从前一样的一个沉闷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凉冷酷的人生事实。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搬下来，重又过起蛰居流寓的生活。此时，胡也频的作品小说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已能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世。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造成一种新的趣味，在风格方面，被当时称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并且，他以其横溢的才华，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费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
繁重的物质生存压迫并不能遮掩丁玲与也频爱情生活的光彩，住在香山时，由于二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这时，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那时，丁玲有一女友杨没累，与丈夫同居四五年，直到病逝，人还未曾有过夫妻生活，别人都认为这不可理喻，丁玲却与人说，自己相信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可见，“五四”时代女性对爱情的理想色彩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事实上，这“很平常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她与也频纯洁之爱之间，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说：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丁玲说1928年，由于责任感的加强，对自由的幻灭，她才决定与也频白首终身。事实上，在此前，由于第三者的出现，她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精神之爱：“湖畔”诗人的出现，在丁玲情感海洋上掀起一股汹涌的激浪
求生的奋斗不能抹去他们纯洁之爱的光泽，但是大时代的印痕却深深打烙在两人的心坎上。丁玲和也频蛰居在苦闷荒凉的北京古城，面对南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抑郁和烦闷渐渐笼上他们生活的星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给丁玲以极大的震动，这时，他们虽然想到南方，但已经迟了。丁玲恨死了北京！形式上她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她精神上痛苦极了，她要拿起笔，诉说自己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和挣扎。事实上，几年来闲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面受胡也频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滞居在北方的文艺青年的影响（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鲁彦、凌叔华、庐隐、戴望舒，当时他们都有过交往）；百样的人生的冷静观察，都使她心灵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内心，写自己以外的人和事，已是自然而然的了。就这样，在1927年冬，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一大堆来稿中惊喜地发现一篇属名丁玲的小说，在12月份的《小说月报》上，人们读到了丁玲创作的《梦珂》，第二年春，同样是在头条位置上，又出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整个文坛震惊了，人们惊异这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文学新星，到处打听这丁玲是谁？丁玲就这样在寂寞、苦闷中走向文坛，在文学大千世界中寻找出自己的一个角落。胡也频极为爱护丁玲的创作，他不但鼓励她，而且一个人承担着生活的负重，不致使丁玲的创作心境受到影响。所以当丁玲的第一部小说结集出版时，在后记中丁玲说：“不敢说是便把来献给我的频……但为了他给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做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盘据一个地位的。”就在1927年冬，丁玲正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也频的文章也有了较多的出路，稿费收入比以前增多。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后到日本求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这样，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誉享文坛，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将外面的大千世界带进这一沉闷窒息的小屋，时正处在苦闷彷徨的丁玲来说，无异于是一股清新的气流，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的情怀。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这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是我所爱的，无论他离开多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所以我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
丁玲上述坦率地关于三人关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胡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这种铭心刻骨的爱的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复活之爱：胡也频血洒龙华后
三人风波平息之后，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文学内部论争正盛，他们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文章上。不久即与沈从文一起在萨波塞路204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期望以文学的业绩构筑理想生活的大厦。这时，由于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左倾。
1929年底，红黑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经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