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带领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我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惜由于我那时班次低，年龄小，没有同她们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示了我的态度。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同教员们做了很激烈的论争，教员讲话，我们不鼓掌；王剑虹一讲话，我们就鼓掌。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但那时却是件大事。我们为着没有辫子，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后来她们又办了一个贫民夜校，看见我喜欢活动，叫我去教珠算，学生们看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杨代诚到了上海，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传》里说到她们。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杨代诚）。
我的母亲在常德，当时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不大清楚。总之，当我暑假回到家时，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问题，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打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侮，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坚强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母亲！
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泽东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繁琐的礼节，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进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枚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枚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陈启明因他的思想“过激”，而被解聘，我们感到很大的难受，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子中学去读书。这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高，大家都感觉到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她们便离开了学校，准备自修。我呢，总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剑虹从上海回来了。她向我宣传陈独秀、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个平民女子学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抱着满怀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我打过几个圈子，碰了许多壁才走上正确的路的。但从这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过我自己，勇敢翱翔过，飞向天，被撞下地来，又展翅飞去，风浪又把我卷回来。我尽力回旋，寻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实际。我虽没有参加“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一九四六年五月为《时代青年》写
丁玲的爱情之旅
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一生两度入狱、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常令人扼腕唏嘘，而伴随作家一生，给她带来欢欣与愁苦、幸福与磨难的四次婚恋情感历程也值得我们去追思……
纯洁之爱，漂泊者的际遇
1921年隆冬，湘西常德。17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王剑虹，他们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在母亲的支持和王剑虹的鼓励下，丁玲决定放弃即将获得的中学文凭，向广阔的天外世界飞翔。第二年春天，她随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进入由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段距离，丁玲与王剑虹不久就离校漂泊到南京。这时，他们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并在秋白劝说下，重返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秋白与剑虹很快相恋而结婚。不幸的是，王剑虹不久就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去密友的伤痛、满盛着近两年来左冲右突的伤痛和失望、苦闷和忧伤，离沪赴京，准备进入学习空气较为浓厚的学府深造，时值1924年夏。
到北京后，丁玲与女友曹孟君一起住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准备投考美术学校。由于当时曹孟君与流寓北京的文艺青年左恭恋爱，丁玲常随她一起到左恭所居住的公寓。当胡也频与左恭成为熟人后，很自然地与丁玲相识了。他们相识在1925年春天，丁玲后来投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就搬到西城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下。她曾到一个画家私人画室里继续学习绘画，然而最终也没坚持下去，后又准备到法国寻找职业，由于母亲和朋友都持反对态度，也未成行。在这毫无希望的蛰居生活中，丁玲回想这几年来飘飘荡荡的生活，逝去的
朋友，远在湘西的母亲及早亡的弟弟，引起她无名的感伤和惆怅，也常常一人独守静思、痴坐痛哭。就在此时，胡也频这个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流浪青年正在向她的心灵走近。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一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托人送给了丁玲，表达自己的爱情。当时，正处在极为苦闷状态中的丁玲不可能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几次交往之上。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丁玲于4月25日曾写信给鲁迅，陈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道路。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沈从文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绝望了。恰值这时王剑虹的父亲正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处在失望和苦恼中的丁玲就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离开北京。
回到常德母亲的膝下，栖息在作为校舍的庙宇里，丁玲像一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用极其复杂的心情反省着几年来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以及她曾有过的向社会的出击和进取、颓丧和感怀。她痛觉愧对母亲的厚望，虽然回到了亲人的怀抱有着诉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