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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她们的话，我为什么要听她们的话，她们听过我的话么？”
“那末你是和她们赌气么？”
“和她们赌气？那才不值得。”
“那末，……你真的恨夏大宝么？”
她半天没有答应我，后来她说了，是更为平静的，“恨他，我也说不上，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踏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公开，各奔各的前程。我这样打算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旁人，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也并不必要别人知道。”
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她的确值得我研究，我当时只能说出我赞成她的打算的话。
我走的时候，她的家属全在那里，只有她到公所里去了，也再没有看见夏大宝。我心里并没有难受，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将又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而且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的。果然，一走出她家的门，马同志便告诉了我关于她的决定，证实了她早上告诉我的话很快便会实现了。
一九四一、一、二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说集。
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曾有论者批评作品没有更充分地揭示主人公贞贞对于敌人的仇恨，而对群众的落后也过于渲染。其实，就后者而言，这正是作品提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合符生活逻辑的依据。至于前者，那是肤浅的苛刻的要求，冯雪峰曾论述贞贞的形象说：“贞贞自然还只在向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从〈梦珂〉到〈夜〉》）这样的把握显然才是正确的。
五月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倘徉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猥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好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掮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地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麇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打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呻吟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的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的反叛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共匪”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持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啸着红色的大，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才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0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们的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摺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群，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的，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的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啸、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的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