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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6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12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9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12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1/4左右。还吃了个桃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夜晚。我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咪咪却在这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静静夜晚被人用长统袜勒死了。
“想不起来。”我说。
“喂，最好认真想想嘛，”文学干咳一声，“你现在可是处于不利位置哟？”
“随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无所谓利与不利。”我说，“我是个靠自由撰稿为生的人，因工作关系，名片也不知散发了多少。至于那女孩儿怎么会有我的名片，我却是没办法搞清——总不至于说是我杀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会只特意挑出一张珍藏在钱包最里头吧？”渔夫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个是这女子同你们那个行业有关，在宾馆里同一男子愉情而被对方杀了。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东西清洗一空，惟独这张名片因藏在钱包最尽头而未能带走。另一个假设是，这女子是风月老手、娼妓、高级娼妓，使用一流宾馆的那类。这类人身上不会带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杀害。犯人没有取钱，估计非比一般。可以推出这两种假设吧？如何？”
我默默歪一下头。
“不管怎样，你的名片是个把柄。因为现阶段我们手里除此外没有任何线索。”渔夫一边用圆珠笔头橐橐敲击桌面，一边再三强调似的说道。
“名片那东西不过是印有名字的纸片而已。”我说，“成不了证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凭这纸片什么也证明不了。”
“此时此刻，”一直用圆珠笔头敲击桌面的渔夫说道，“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确证明不了。现在鉴别人员正在房间对遗物进行检查，同时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会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间的脉络。只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时间里希望你再好好多想一想。可能要熬个通宵，反正要搞彻底才行。时间一长，有很多东西便可能回忆起来。让我们再重头来一次，请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动仔细过一遍筛子，从早到晚一个不漏地……”
我觑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懒洋洋地指向5点15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约会。
“能借电话用一下吗？”我问渔夫，“原定5点钟有个约会，很重要的约会，得告诉一声才好。”
“和女孩儿？”渔夫问。
“嗯。”
他点点头，把电话推到我这边来。我掏出手册，找到雪的电话号码，拨动号码盘。铃响到第三遍，她接起电话。
“是要说有事来不了吧？”雪先发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释说，“倒不是我的责任，但实在脱身不得，被领来警察署，正接受询问，是赤坂署。解释起来话长，总之看样子轻易解脱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什么也没搞。只是作为杀人案的参考人给警察叫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滑稽。”雪听起来无动于衷。
“是的。”我承认。
“喂，总不会是你杀的吧？”
“当然不是我杀的。”我说，“我是屡遭失败屡出差错，但绝没杀人。不过是问问情况，提问接二连三。反正对你不起，另外找时间将功赎罪就是。”
“滑稽透顶！”言毕，雪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也放下听筒，把电话还给渔夫。两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和雪的对话，似乎并无所得。假如他俩知道我是同一个13岁女孩儿约会，必定进一步加深对我的怀疑。说不定以为我是个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来说，34岁的男子断不会同13岁女孩儿幽会。
两人就我昨天一昼夜的坐卧行止无微不至地叮问一遍，并记录在案——把厚纸垫在底下，在便笺样的纸张上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东西实在毫无意义，真正的滑稽透顶，纯属浪费时间浪费劳力。上面不厌其详地写道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写着我晚饭所吃的蒟蒻的煮法。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了松鱼的削法。但玩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结果搞成了一份相当厚实的文稿，可惜全无价值可言。6点半，两人叫近处一家饭店的外卖点送来盒饭。盒饭不怎么高级，和低营养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鱼肉卷之类，无论味道还是用料都不敢恭维，油腻腻、咸滋滋。咸菜用的是人工着色剂。然而两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扫而光。原以为折腾得饭也难以下咽，看来那只是一时的气恼。
吃罢饭，文学端来淡而无味的温吞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又大过烟瘾。狭小的房间里烟雾蒸腾，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询问即刻开始。无聊提问的无尽循环。诸如《审判》从哪里读到哪里，何时换的睡衣等等。我向渔夫介绍了卡夫卡小说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兴致。对他来说，那情节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饭。我不由担心，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能否流传到二十一世纪。不管怎样，他竟连《审判》的主要情节也记录下来。何苦一一把这东西记录在案呢？我实在感到纳闷。端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式。我逐渐觉得傻气觉得厌倦起来。况且也累了，脑袋开始运转不灵。这一切太鸡毛蒜皮，太没有意义了。然而他们依然穷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象的间隙喋喋不休，且将我的答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有时碰到不会写的字，渔夫便问文学。对如此作业，两人似乎毫无厌烦情绪。估计疲劳还是有的，但决不懈怠。哪怕再琐碎之事，也竖耳倾听，目光炯炯，以随时找出漏洞。两人不时交替出去五六分钟，然后转回。坚韧不拔的斗士！
时值8点，询问人由渔夫换成文学。渔夫的两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劳，站着伸展挥舞一番，并转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烟。文学开问前也先吸了一支。换气不良的房间里，活像天气预报的气象图一般云遮雾绕，迷蒙一团。低营养食品和香烟云雾。我真想去外面尽情来个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厕所。文学指点说出门向右，到头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缓缓踱回。在厕所里做深呼吸说来未免反常，实际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拣四。起码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从厕所折回后，文学重开战局。他详细地问了昨晚打来电话那个人的情况。和我算什么关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识的？打电话为哪桩事？为什么没有马上回电话？为什么休那么长的假？经济上支撑得了吗？税金申报了没有？如此啰嗦个没完没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渔夫一样花时间用工整的楷书记录在纸上。莫非他真的以为这种作业有意义不成？我无从判断。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日常工作，无须考虑有无意义。不折不扣的弗兰茨·卡夫卡式。两人之所以无休无止地把这无聊的事务性作业故意拖延下去，说不定是存心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我已经筋疲力尽，有问必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