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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对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4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又一个奇妙的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6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半袖衫。4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7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儿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正经经的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儿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尽管程度有别——的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儿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茶色“奔驰”，把我送回涩谷公寓。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儿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第20节
此后几天风平浪静。每天都有几个有关工作的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接，只管由记录电话录下了事。看来我的人缘尚未彻底衰落。我自己做饭，每天去涩谷街上看一次《一厢情愿》。正值春假，电影院虽然算不上满员，但也十分拥挤。观众几乎都是中学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个。他们来电影院，只是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红歌星的风采。至于电影的情节和水平如何，则全然不加理睬。每当他们心目中的影星出现时，便“叽里哇啦”地扯着嗓门大吼大叫，简直同野狗收容所里的光景一般。而出现的影星如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咔嘣咔嘣”地嘴里吃个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声音骂不绝口——什么“缩回去”、“滚你的吧”之类。我心中不由闪过一念：要是一把火连电影院烧个干净岂不人心大快！
《一厢情愿》开始后，我定定地注视着片头字幕，里边果然用小字印有“喜喜”。
喜喜出场的镜头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线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宫球场、青山墓地、表参道、仁丹大厦、涩谷。途中也有时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坚定地光临大地，到处洋溢着令人亲切的春天气息，地球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绕太阳公转。神秘的宇宙！每当冬去春来，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为什么春天的气息岁岁相同呢？每年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且年年如一。
街头巷尾，竟选宣传画泛滥成灾，且每张面孔都丑陋不堪。竞选宣传车也到处狂奔乱窜，根本听不清讲些什么，徒增噪音而已。我一边回想喜喜一边在街上不停地行走。这时间里，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开始一点点恢复原有步调。步履变得轻松而踏实，而且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事于，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3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康特·贝西的演奏而出名的4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终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逻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像是在说别拘柬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困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儿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惟独咪咪的个人发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请教。和我同居时，总的说来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动的。我每次抱她，她是温顺地予以配合，但从来不曾主动出击，或做出某种积极的表示。被我怀抱之时，我感到喜喜是瘫软的，将全副身心沉浸在欢娱之中。我对此也未曾有过不满足。因为尽情地搂她抱她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对我这已足够了。所以我怎么也想像不好她向别人——例如五反田——积极提供技艺高超的性服务的场面。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想像力贫乏的缘故。
妓女对私生活和职业上两方面的性活动是怎样区分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说过的那样，这以前我一次也没同妓女睡过。我同喜喜睡过，喜喜是妓女。但我当时并非同作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为个人的喜喜睡。与此相反，就咪咪来说，我是同作为妓女的咪咪睡，而并非同作为个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对比，恐怕也没多大意思。这一问题越是深究越是费解。说起来，性活动这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技术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情，多大程度上属于做戏呢？充分的事先爱抚是发自精神，还是出于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欢的快感之中吗？她在电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还是由于五反田手指抚摸背部而心荡神迷呢？
真相与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医生形象不过是假相，却比真正的医生还要像模像样，还要使人信赖。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么呢？我身上有没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说，而且要跳得优美动人，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悦诚服，那么我恐怕也该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对我的假相心悦诚服吗？也许能的，我想。但又有谁肯对我的真相心悦诚服呢？
睡意袭来，我用水冲冲杯子，刷牙睡觉。待睁眼醒来，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过去，开始迎来4月，迎来4月上旬——比托尔曼的文章还要纤弱细腻、流转不居、多情善感、风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纪国屋商场买调配妥当的青菜，买一打罐装啤酒和三瓶葡萄酒，买咖啡豆，买用来做三明治的熏鲑鱼，买豆酱和豆腐。回到家里，打开录音电话一听，里面出来雪的声音。她用无所谓有气无力或无气有力的声音说12点再打一次电话，让我在家等候，随即咔一声挂断电话。这咔的一声大概对她来说是一种身体语言。钟已指向11时20分，我去厨房煮了一杯又浓又热的咖啡，坐在床沿一边喝一边翻阅新出版的埃德·麦克贝恩的系列推理小说，早在10年以前我便下决心不再读这玩艺儿，但每次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