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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罢了罢了！”
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34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往机场去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儿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儿。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场她都没朝我这边斜视一眼。
不像话，我想。后来才得知，雪确实是她的真名，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是她信口胡说，因而颇有些不悦。她时而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个人咀嚼不已，让都没让我一下，其实我并非馋什么口香糖，只是觉得出于礼节也该让一声才是。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伧不堪的老不死，无奈，只好兀自深深缩进座席，闭起双眼回想往事，回想起像她那般年纪的岁月。说起来，当时自己也搜集流行音乐唱片——45转速的唱片来着。有查尔斯的《旅行去，杰克》，有奈尔逊的《浪迹萍踪》，有勃伦达的《难道我孤独》等等，足有100张之多。每天都翻来覆去地听，听得歌词都背得下来。我在头脑中试着想了一下《浪迹萍踪》，居然全部记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歌词本身倒是无聊透顶，但现在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年轻时的记忆力委实非同小可，无谓的东西竟记得这般一清二楚。
AndtheChinadoll
DowninoldHongKong
Waitsformyreturn①
①歌词大意：一个中国姑娘，彷徨在古旧的香港，等待我的归航。
同Talkingheads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ischanging。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约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而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办理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10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3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福克纳的袖珍本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4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在这等地方等4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Powerofpositing？Sinking。如此积极想了5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借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要借给的是辆皇冠牌车。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5分钟赶到出租车办公处，领出皇冠的钥匙。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3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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