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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后，高晓声对农民必须具有国家主人感的问题作了延伸和开拓，更深地揭示了农民的历史的因袭重负。那就是他的佳作《老友相会》。主人公周汉生是个“时来运转，还能亲手把三间楼屋竖起来”的农民。但他又尝够了甜酸苦涩的况味：“造房子实在不容易，买齐了材料，从动手到造好，不知要耗损多少精神，花费多少力气。这件大事干下来，自己不曾躺倒，就算坚硬的了。”这岂不是隐约中透露出它是李顺大的命运的延伸。
农民周汉生与老干部恽成的关系是富于传奇性的。在打游击时，周汉生“救过他的性命”，在“文革”中被批斗时周汉生又演出了类似劫法场般的壮剧，但这两位三十多年来的患难之交“竟只见过两次面”。“文革”后，恽成作为高干再度复出，在百忙中被邀去看看周汉生的新居，“吃顿便夜饭”。恽成原以为这是“酒逢知己干杯少”的老友的促膝谈心。谁知一到周汉生的村里，他脑中构想好的“老友相会”的画面，却被涂抹成非常尴尬的“官场应酬”图。陪伴他的竟是七个“记”和“长”。在八仙桌上，连周汉生的座位也没有。由于恽成的坚持，才成了一个“搭搭台角”的角色。这使我们的灵魂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斗争中，“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位置的颠倒。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陈奂生把吴楚看成是救主，而周汉生又把恽成看成是上帝。公仆变上帝，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老友相会》却又是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延伸。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篇小说会感到心中席卷起一阵灵魂风暴？这是因为周汉生是自觉自愿地使自己没有座次的：“你是大干部，总要让干部来陪你呀！”“一个不缺刚巧一桌，这其实是周汉生早作的安排。”当恽成笑恼着说：“我是来看你的，完全是私人朋友交往，要他们来陪什么，你就请他们先回去吧！”周汉生的妻子所说的话更叫我们的心隐然作痛：
伯伯，快别那么说。这么多干部上了我们家门，还
是靠了你的面子，要在平时，我们请也请不来呢。……
今天这桩喜事，比娶媳妇大，比造三间房子还大，别说
我们不会忘记，就是我这些孙儿孙女长大了，将来还会
把你到我家来的事讲给他们的儿女听呢！
无怪恽成要“猛然一惊，心中悚声”。他怔了半晌，暗暗叹了一口气，强抑着激动的情绪说：“阿嫂，这没有什么意思，你还是把汉生救我的事告诉后代，让它传下去吧！”是的，人民才是我们的上帝，而干部不过是人民的公仆。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养大的，革命是人民用小车推过黄河，长江，直推到祖国南疆！《老友相会》的结尾意境深远：
回去路上，恽成很不开心，思想一沉，放千里马，
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他呆怔怔地看着司机的后脑勺，自
言自语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司机以为恽成是问他，立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答复打断了老恽成的思路，他生气了；说：“我
不是问你！”
司机听了，非常诧异，问道：“你说什么？”
老恽成大声说：“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恽成真的到了“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不！他知道时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之日，但在周汉生那样的拥护革命的基本群众身上，却有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这是我们正在大力破除个人迷信的年代，但那根深蒂固的奴性赫然犹存。经过再三扶持，也不过敢做一个“搭搭台角”的多余的人。而作品中的某些“记”和“长”，也确实到了“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了。
作家通过恽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问号：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还是“干部比爹娘还大”的时代？陈奂生的“食”的问题解决了，李顺大和周汉生的“住”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无比欣慰。但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大问题是不能再把主人翁和公仆的位置颠倒下去了。到了把这个因袭的重负抛掉的时候了。我们要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道上迅跑，而颠倒着身子，让脚朝天、手走路的巨人，是既不会走得快，也不会走得远的。
二
有人认为，高晓声的作品中大都写小人物，而且写旧烙痕较深的小人物，喜欢为旧中国的老儿女画像，很少去塑造新人和英雄形象。这大概是由于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但他们是不应划人旧中国老儿女的范围中去的。相反，高晓声认定：“像陈奂生这样的农民，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照样下田劳动，不去偷，不去抢，仍旧依靠自己的劳动，艰难地生活，这就很了不起。这就是英雄气质，当然他算不上英雄。”＇注＇
对于刻画新人和塑造英雄形象，高晓声是有自己的一套见解的，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一、对“新人”这个概念，人们的理解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作家应该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表现自己熟悉的新人：二、英雄不能和人民对立起来，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应该是统一的，要在普通人身上去发现英雄气质，切勿拔高，注意英雄的可信性，这才不致高不可攀，而是通过学习，英雄气质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引爆’，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三，反对把“塑造英雄”作为造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该说，高晓声对农村的新人新事是极为关注的。他不仅去塑造新人的形象，而且去描写那些新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旧的传统。他感到对有些新的事物一时还无法作出估价，对有些新的要求还不知如何满足，但作为笃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并不应该回避。他说：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虽无法去解决，但我们可以把问题“显示出来”。他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去反映某些新人新事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水东流》和《崔全成》。
农民的“食”和“住”问题解决之后，刘兴大的老伴就要想到“看”（电影），女儿刘淑珍就要想到“听”（收音机）和“穿”（鞋子）的问题。作品的开端就说“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结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显得黯淡无光，刘兴大的治家之道的算盘打得太古老，连他的女儿淑珍也“反了，反了”。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要改变几千年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犹如大江东去水东流。别看那一双鞋子引起的“风波”，它说明了农民除信奉价廉、坚固、耐久、实用的经济条律之外，又添加了灵巧、美观、赏心、悦目等带有精神享受的生活美学准则。做鞋穿不如买鞋穿；淑珍做的鞋就当作出色的工艺美术品看待。李松全求她做双鞋不是为了穿，而是为了“定情”。这悄悄话被刘兴大听到后，心中暗暗骂道：“该死的，这浪荡子！”
刘兴大认为是“浪荡子”的，却是农村的新人。李才良、李松全父子是不是农村中的“当代英雄”，对作家说来，或许是属于“只可显示，不能定论”＇注＇的。但是，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去权衡，李才良与李松全够得上“新”的水准。正是他们，在将中国农村推上多种经营的农工联合组合的轨道：他们有那么大的胸襟，顶得住“三起三落”的折腾，自家的房子被工作队拆了两次，到头来只叹了口气说：“横竖事情也过去了。”那股风如若再来，“来也不过是拆房子。我也不曾坏过良心，大家得到好处，能说一声值就算”。至于松全，他是心灵手巧的技术员。他并不知道这双鞋是刘淑珍做的，但面对这双艺术品般的鞋子，他舍得“买一双胶鞋同你换”，他不愿看到这艺术品的被践踏。这种对“美”的生活准则的追求，使他赢得了淑珍的心。淑珍对徐炳元表示冷淡和对李松全的倾心，实质上表明她对刘兴大式的生活方式的厌弃，和对崭新的生活方式无限向往。她对父亲刘兴大坦率地说：“我不要过那种日脚，我厌透了！”因为在徐炳元“眼里只有钱和物，哪个姑娘配他爱”？人，不应该再是钱和物的奴隶；人，是支配钱和物的主人，用自己劳动汗水去建设，去创业，同时也要去享受。守财奴的生活当然应该厌弃，那只讲创业，不适度地享受的日子，也应该一去不返了。为了不肯买鞋穿，强调什么都要自己做，“赶着你起早磨黄昏，半点没空歇，想学习不得学，想看电影不得看，想外面去见识见识不得去；有了钱买块糖吃还说吃馋了嘴，这日脚过了有什么意思！”这是“新”的一代的声音，但对老的也不一定没有吸引力。连那个骂李松全是“浪荡子”的刘兴大，也渐渐觉得它有感染力，以致在小说结尾，“刘兴大揣度女儿在做鞋子，用脚踢踢老婆，模模糊糊地说：‘随她去……’”是的，“随她去”。大浪滔滔水向东！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水东流》这个短篇中，李才良和李松全父子毕竟还是次要人物，我们虽感到他们的“新”，但又觉得作者还未写“畅”。高晓声真正将镜头对准农村新人的，至今为止，莫过于《崔全成》。如若问道：高晓声笔下有没有“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的农村新苗？答案是“有”，那就是精明能干的崔全成。那是与李顺大、陈奂生不同的农村新人。作家说：“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