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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范焕良变了，又老说欠了孩子的债还不清一类的话，便引起了陈惠莲的疑心。她的心底里，还埋藏着一个秘密。她的公爹活着的时候，曾经告诉她窖藏的地方。要她记住，保住。千万不能让焕良晓得。这些年来，她一直守住了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她那豁达乐观的天性，因有了这一点，就更加添了几分。公爹死后不久那段时间，她很受过一阵诱惑，想去挖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究竟有多少？因为公爹只说一瓮，一瓮有多少呢？瓮头有多大呢？都没有说明白。可是她知道不能够去挖，一挖动，就会引起丈夫的疑心，而且挖出来了，她也就不会再瞒着丈夫，倒会告诉他，任他拿去败。那又何必呢，让它窖在那儿吧，反正逃不掉，挖出来了就逃掉了。由它去吧，多也好，少也好，不用在心里盘算，三两黄金四两福，没福消受会生瘤，慢慢地她就看开了，不大去想它了。年月一长，也就等于忘记了。
现在，她被触动了，便决心要挖开来看一看。
有一天，范焕良拿着篮子上街去了，陈惠莲便关了门，按照公爹的指点，在公爹原来做卧室的后房，靠幔墙撬掉几块地板，在第三块地板遮盖下的中段地面挖下去，果然泥土松而不坚，约摸挖下去二尺多点，三尺不到，便是一块湿漉漉的青石板，用铁锨敲敲，空空作响，把石板四周的泥挖空，掀开石板，下面果然是一只大瓮头。可是里面除一瓮清水外，什么也没有。
陈惠莲呆住了，心头逐渐升起一种自轻自贱的感惰。她走到厨房里去，日水洗手、擦脸，然后对着小镜子把头发梳顺了，整了整衣裳，再回到后房。在地板上跪下去，恭恭敬敬朝瓮头磕了三个头。她从老辈嘴里听说过多次，窖藏的金银，要有福的人才能得到。’无福的人，即使挖到了，那金银也会变成一汪水，让你落个一场空。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公爹没有说错，窖藏是在这儿。毫无疑问它应该是一瓮银元，但因为她陈惠莲福薄，才化成了一瓮清水。那么，她原不该来挖这个窖藏的，她一定得罪了财神爷。财神爷会责怪她的非分之想，她自然得赔礼道歉。她一面磕头，就一面默默祝告说：“财神爷，你不要生气，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就照原来的样子，替你盖好，用泥埋好；以后再也不来惊动你。我只求你不要走。我要修，一要为后代积德，修子修孙，让子孙有福气得到它。”于是她极其惶恐，极其卑谦，极其虔诚地盖瓮埋土，恢复了原样。
从此以后，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她就自卑，认为自己根基浅薄。她的精神上有了这负担，再不像从前那样的轻松了。
“要积德。”她一直想着这句话。
如此经过了十四个年头，范焕良死了。他生了一种病，一上来就躺倒，乡下医生看过几次，吃不准是不是癌，叫他到城里医院里去检查。他似乎比医生更有把握些，晓得自己寿数已尽，要归天了。后来弟弟范焕荣一死，便更觉得做哥哥的一定会走路。所以也不去检查，也不再吃药，躺着等死，果然不久就如愿以偿。
总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范焕良虽然也可算做老死，但并没有像他的多数同辈人那样，生前就置备了寿材。家里人眼看他不行了，要请木匠回来，在房子上卸些木材下来替他做棺材，他坚决不赞成。他把大家召集来，除了老婆、儿子、女儿、女婿之外。还召来了侄儿范浩泉（因为浩林不在家，才不曾召到）。他喘着气，一字一顿地交代说：“我死下来，只要用张芦扉卷卷就行了。不要困棺材，我不配困棺材，金棺材、银棺材。都巳经被我困脱了。”
说完，停了半晌，眼睛转过去寻人，寻到了浩泉，点点头，说：“你好，会办事情，你替我劝他们听我的话。”
浩泉万万没有想到伯伯临死会表扬他。因为伯伯平常是不大理他的。现在伯伯所以说他好，正是出了一件大家议论纷纷骂他背皮的事。原来解放初期，浩林参加工作以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曾经替他做了一口寿材，那时候木材便宜，不花多少钱，兄弟还没有分开过日子，所以虽然是浩林掏的腰包，仍算是公共的。这本来没有帐可以算，做儿女的谁也不会想在父母的棺材上沾什么光，可是偏偏出了事情，在范焕荣行将就木之前，浩泉就向哥哥提议另外做一口薄皮棺材给父亲困，因为现在的木料金贵了；而且盗棺的现象也严重，越是棺材好，埋下去以后就越是有被盗的危险。与其被别人偷走，倒不如留下来自己拆了派别的用场，还免得父亲死了都不安稳，被人把尸体倒出来。浩林不肯，说：“这原是说好替爹爹置备的，怎么再换呢？”
“不换，你就是睁着眼睛让别人偷去罗！”
“我想我对地方上＇注＇都说得过去，不见得有人会做出这种损我的事。”
“哼！”范浩泉轻蔑地发了一声，好像嫌哥哥太幼稚了，一副不屑的口气说，“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你当个个都像你啦？”
范浩林还是不同意，说：“我也不管究竟会不会偷走，也管不了这许多。我们做儿女的，尽尽自己的心意就是了。”
话说僵了，李玉媛就从隔壁房里走出来，摆起做母亲的架子，大声大气地说：“你们不要吵，由我来做主。你爹爹一生败家当，我们一家人都吃煞他的苦头，有一口薄皮棺材给他困，很对得起他了。还要怎么呢，总要替后代想一想呀，他还能再把好东西带走吗？一口寿村现在值多少钱？顶小户人家一半家当呢。留下来，不给他了，何况还有偷呢！”浩林说：“娘，爹总是爹，说不过去的……”李玉媛抢过去说：“是爹，不错。既然是爹，他就该替儿子想想，他配吗？要是他配，那么我呢，我将来你们打算让我困什么棺材？给你爹困，不如给我困。我困着，也对得住你爹的。”接着，她又和缓了口气说：“说它做啥呢，我也不是想留着自己困，我不过是替你们打算就是了。要是我真死了，我还同你们争什么呢？用柴草编一只窝，葬了算了。我一样也不要带走，全留给你们。”
就这样，李玉媛作了主。拆了一重夹墙板，钉了口薄皮棺材，安置了范焕荣。
范焕荣窝窝囊囊地活着，也窝窝囊囊地死去。其实他已病得很久了，但是他一声不吭，无穷无尽地沉默，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后来躺着爬不起来，李玉媛还骂他“懒，贪图快活。一个人活到要人侍候，为什么还活着呢！难道害老婆、害儿女还没有害够吗？老天爷，你睁睁眼，为什么有用的人倒死去，没用的人倒活着，不能替换一下吗！”
范焕荣照样沉默着，尽骂不开口。
范浩林很忙，但每次回家，不见父亲，总要问一声：“爹呢？”知道他病了，每次都来看他，问他觉得怎么样，范焕荣总用他那失音（过去吸毒饮酒的后遗症）的喉咙懂懂地发出极低的尖音说：“好啦！”
他说得很明白，但意思其实很模糊。是身体“好啦”呢？还是快要进入天国了呢？
有过几次，他曾经叫住浩林，想说什么，但终于又没有说，只是把头点点。又摇摇。好像这世界上，无非就这么两个动作，可以包罗万象。
后来病重了，李玉媛毕竟同他有夫妻之情，也伴了他几天；悲悲切切的，心里确实有点难过。只不知是替丈夫难过，还是替自己难过。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原是分不清楚的。
范焕荣始终没有同李玉媛说什么，难受的时候，哼哼唧唧几声，就算了。并不主动要什么。一直到最后，李玉媛眼看他不好了，凄惋地叫着他的名字，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连问了几声，范焕荣才含含糊糊地用最低最慢的声音，说了一声“好——啦！”戛然而止，打了句号。
于是李玉媛明白了，她的丈夫，到临死都没有谅解她。她很伤心，真真大哭了一场。哭声里夹杂着她的诉说，很难听清，意思似乎是：夫妻一场，为了什么哪？
后来大伯焕良临终，说了那样慷慨的话，为了下一代，不愿困棺材，也可算得悲壮了。他一生挥霍败落，到头来竟有这等、觉悟，简直同她李玉媛想到一块儿去了。由此可见，她一贯来的思想实在是没有错。人生在世，为儿为女。只可惜范焕荣枉为焕良的弟弟，总也不曾觉悟到这一点。
李玉媛想着这些，在大伯范焕良的灵堂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到此为止，范焕良兄弟一代的事情，似乎应该收场了。剩下妯娌两个，年纪已大，不再有所作为。谁又知道，只为范焕良死前说了那几句高水平的话，竟又惹起下一代许多风波。
范焕良的丧事办过以后，在范浩泉家里，很快就出现一种不安而紧迫的气氛。似乎有过多的沉闷，过多的思考，过多的焦虑，过多的低声促促之谈。这些一开始发生在浩泉和吉娣夫妇之间。李玉媛很快就被卷进去了，并且进入漩涡中心，不由自主。
自从范浩泉同周吉娣结婚以后，李玉媛在家庭的地位正在急速下降，原先她已经从当家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还不失为儿子的参谋，但周吉娣来后，她主要的职务只能是保姆了。看家、洗衣服、扫地、烧饭、洗碗盏……如此而已，她人老力衰，即此也很累了。偏偏这周吉娣，虽然出身农家，倒也极爱清洁。衣服换得很勤，李玉媛吃力气喘地替她洗了，她还要查查洗得干净不干净。年轻人的眼睛尖，毛病当然一挑就挑出来。于是就笑话李玉媛，说人都快老死了，连洗衣服也没有学会。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已经起了变化。像周吉娣这样的青年妇女，都明白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靠能赚多少工分。所以，原来的封建婆媳关系，往往就成了新型的婆媳关系。如周吉娣和李玉媛便是。到了这个地步，在旁人看来，李玉媛也够可怜的了，但是她并不这样想，她有她的精神支柱。说到话头上，她还硬梆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