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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员到市郊工厂去劳动的一个１７岁的学生，他返回被毁坏的广岛市寻找亲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听到被活埋的孩子们的微弱的呻吟声，心颤抖了”，便参加了救助的活动。为了救护学生和处理尸体而终日劳动的中学教员，在结束了一天沉重的劳动之后，这样写道：“在漏出的仅有的篝火的阴影里，只有排列整齐的尸体，膨胀着的脸，破烂不堪的衬衫，呻吟的声音和深长的睡眠。二、三个学生已经送往救护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岛和宫岛线沿岸的医院，在那里予以看护。这些都搞清楚了。４点半，把一切都委托给救护班的人，我们奔往广濑桥旁去收容等待我们回去的学生，如果可能的话，想把他也托付给这个收容班。但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发现一个陌生的老年人的尸体，学生模样的尸体终于哪里也未找到。我们４个人默默地返回了学校。在黎明前闪烁的星光下，在没有烧尽的仅有的门柱后面，背靠背地睡着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沉默寡言的教师们的苦痛的睡眠……。
给《原子弹爆炸体验记》寄来手记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啊？他们当中还有几成的人健在啊？手记写完后，已经过去了１７个岁月，他们为了补偿他们悲惨的体验，记录下各自的价值，而且为了在他们被摧残的人生中寻找出积极的意义，而发出的极其恳切的呼声，只变成了已死的书籍，像废纸似的，直到今年春天还堆积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１６４位原子弹受害者不顾身体内外的痛苦，高声呐喊，可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们的嘴给塞住了。无论怎样乐观的估计，相信为这本书提供手记的市民中，半数以上仍然健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发出的呼声被强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终身而死的人。他们的未竟之志，谁能给予完满的补偿呢？
我现在准备结束《广岛札记》这本书。１９６３年夏季访问广岛，第二年夏季再次访问广岛，我开始许愿想写这本札记。我在这本札记中，想冠上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标题，我想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能表达出我在这本札记中想达到的目的。“广岛沉思”
“广岛：我们的家”
“延伸广岛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广告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已经住进我的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我准备重新用最基本的锉刀锉一下。而且，我也是基于同样的志趣围绕这个广岛连续写了一系列的随笔。恐怕广岛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坚硬的锉刀。把广岛看作是我这种基本思想的表现，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确认我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
我初次访问广岛是在１９６０年的夏天。那时，我对广岛还未开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种预感，是确实无疑的。我在《中国新闻》上写了包括下边这样一节的小文章。“我今天访问广岛，出席了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祭典，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体验的分量逐渐加大，将会深深地统治我的思想。我在这１５年中间迎来并度过了青春，但我想我应该更早些访问广岛，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决不能说是去的太晚了。”
这个预感应验了。在５年后的今天，广岛成了对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闷的、难受的梦。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广场上，一个脑袋像个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头，神色紧张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里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声音在那儿演讲。在梦境中的我，虽然听到他的声音，却知道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会因患原子病突然身体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广岛所看见的（终究不过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见的）人类悲惨的一幕，作一个绝望的估计吧，虽然我没有勇气使这些悲惨的现象反转过来产生正面的效应，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显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严。
最坏的绝望，继续在难以医治的疯狂的种子萌发的地方滋长着。我遇见了决不屈服的人们，我和那些青年同命运，他们在决然得不到救济的苛刻而冷酷的命运轨道上奔跑，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温柔的姑娘们的传闻。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没有确实的希望的地方，常常会接触到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们的声音。我认为我在广岛具体地思考所谓人类的正统性这种东西，我得到了线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看到了人类最难以宽容的叫作“欺骗”的这种东西，也是在广岛。但是，同我仅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较起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无比巨大的最可怕的东西，不过是刚刚露头而已。
在《广岛之河》第十一号上，奥田君子这样写道：
“……烧着烧着，有几百人穿着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衣服，拖着双腿，挣扎着走到诊疗所。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究竟怎么啦？大伙说：‘噼咔一声一道闪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了，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们出神地听着，可是怎样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来比喻以外，简直无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恶梦，常常存在于民众的心中。曾经隐藏在宗教的神话当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观里，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种样子：人类的血和细胞首先荒废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丑陋的妖怪的形象，终归不是人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简直无异于让民众看一看中世纪时，由于瘟疫和战乱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实情景。但是，这些民众可能假想在他们的不幸的后面，会有神在支配着他们灭绝以后，别的群众会不会去种田，去海里捕鱼，在他们内心的一隅想起这些事情的时间的余裕恐怕不会失掉吧。在１９世纪以前的世界末日观里，总觉得好像具有一种延期的感觉。他们作为人类，至少也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由于放射线损害了细胞，它影响了遗传因子时，明天的人类已经不是人了，该变成什么怪物了。难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吗？而且，２０年前在广岛所进行的是一场充满极端恐怖的大屠杀，在现实中，我们的文明只有那种不能称作人类的，血和细胞都被荒废的种族才能继承，这场大屠杀也许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广岛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东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种可能性。我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缕（植物名）的叶，内心深处被威吓的情景，已经写入５年前初次访问广岛时撰写的文章里。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那可爱的两种越年生的草木，给这两种草木带来的实属本质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印象至今仍压抑着我。把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东西，让它再充分地恢复过来，那已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细胞荒废到那种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情景还具有正当的想象力的时候，金井评论委员所说的“受害者同志”，已经不是任意的选择了。对我们来说，除了作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个具有正气的人，就没有别的做人的办法。
我参加了起草《原子弹爆炸受害白皮书》的运动，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想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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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渭渠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正在东京作学术访问，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纷纷抢购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时没有注目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文采。
回国后，国内文坛也就大江健三郎获奖一事议论沸腾。大多觉得突然，主要话题自然是大江得此殊荣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世界大奖？我还听到一种议论，似乎大江乃至１９６８年度川端康成获此奖，主要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甚至以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对非西方文学的一种恩赐。《南京周末报》记者袁亦同志特地就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编者。读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我们日本文学工作者努力不够，翻译介绍大江文学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在日本文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批评眼”里，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学成就的川端康成认为：“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权威的《战后日本文学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现，在战后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体诸方面和谐地发展。政治上，主张由中等阶级来治理国家。，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由此可见，大江早已在当今日本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不能否认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获奖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的、内在的文学因素。首先，从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１９０１年至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