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更加永远需要拥有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医生们。
例如，我曾听到过有关一位妇女的传闻。她在距爆炸中心八百米处被炸，并获救。以后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平安度日。在那一个可怕的早晨，她正在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和同学们一同玩耍。对照广岛市原子弹受灾地图，那里可能是广岛县立高等女学校。同学们全部死去，幸存者只有她一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无法说清。听过这件奇闻之后，重藤博士只是说，我很高兴。这句话，至今仍使我在内心深处保存着一种足以燃起熊熊之火的热源。但是，这位当年幸运的女中学生、今天的母亲却出现在重藤博士面前了。那是因为在原子弹爆炸近２０年之后，在她那无比的幸运之上投下了最初的阴影。重藤博士的话是语重心长的。尽管他知道这位妇女目前的稳定状态已经遇到威胁，也只能以极为苦涩的心情为她那转瞬即逝的稳定而高兴。这种现象在广岛也是存在的。
谈到苦涩的心态，应该说广岛医生们的自由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想象力。将白血病同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的想象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恐怖。而且，我们尤其不能忘却的是这些医生们本身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广岛的医生们根据其想象力坚持探索原子弹造成的灾害，其实他们自身也是身陷地狱深渊的人，但却仍然力图对这一深渊的真相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探测。这一悲壮的双重性，使人们从广岛医生们的想象力和他们所取得的具体而扎实的成果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诚实而威严的印象。
重藤博士设想以广岛市内的高中学生为对象，对下一代的原子病进行综合调查。但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这项调查是绝对必要的，但同时又惟恐在广岛的高中学生，即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中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动摇。问题在于这项调查涉及到诸如白血病之类的疾患，而人类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从而使博士更加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然而，对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绝对需要进行的。因为它不同于逐步死去人们的原子病，而是仍将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原子病问题。美国最早向ABCC派来的也都是优秀的遗传学家。这就是说，从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弹医疗史的初期开始，关于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便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医生们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是由于这一设想足以令人产生极为强烈而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才采取“小姐们，请放心”之类的乐观态度。然而，今天当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性的难题，重藤博士也将尽快地将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付诸实践。我确信，广岛的高中生们将会怀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赖，去协助这位向一切困难挑战的原子病医院院长的工作。敢于探测无底深渊的人，并为了获胜而坚持艰苦斗争、拥有岩野泡鸣所说的“绝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广岛的医生们。我不认为，在广岛会有怀着深深的疑虑而不信赖他们的年轻人。因为，内心深感忧虑的广岛青年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曾将脸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吓敌人的凶器，从而成为一个幼稚的恶棍。隐藏在他那带有疤痕的皮肤下，并反过来用以作为恐吓敌人的资本的东西，不外是他那最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就是和他们共有同样忧虑，而又坚强不屈的广岛医生们。
这或许是我最为乐观的推测。以广岛市内全部青年为对象的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是否会将这些青年从惶惑和孤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进一个团结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经采访过两位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从广岛来到东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条腿残废的小个子。他和同样受到原子弹灾害的朋友们一道，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学校的附属机构中做工，缝制向美国出口的服装。他是一位文静而沉着的青年，我从他那恬静的眼神中只发现了已被战胜和驯服了的不安。尽管他不善言辞，还是热情地向我倾诉了他和他的伙伴，对于白血病和婚后种种问题的担心。
另一个青年是一位浑身散发着粗犷气息的体力劳动者。他曾在京都有过未婚妻。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白血球数量已经增大时（那是为履行结婚手续而进行的血液检查），便不辞而别，默默地离开未婚妻来到东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东京港周围仓库前的露天工地上为包装箱打钉。那正是盛夏季节，青年每劳动三天后，便买下大量的维生素和造血剂，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药物的海洋里，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体力劳动换来的药物，手臂皮肤变色，甚至变得同赛璐珞一样僵硬。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第四天，像死人一样躺上一整天，便会同那三天身体的过度疲劳相抵消。他只是认为这一天可以在药物的支撑下得到休息，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实际上要在损害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足足从事三天的重体力劳动。我们不能说他是愚蠢的。这位青年是在利用这一并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内心的不安进行抗争。据说，这位青年不久便辞去了码头仓库的工作，当上了长途卡车的司机。他可能更加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那可以稍许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将这两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满危机的生活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比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孤独，而后者只能如同一只离群的狼。我时常怀着悔恨的心情想起，当初我未能请求那位沉稳的青年制衣工人将这一狂热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们的集体中去。但是，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钉包装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为他自己和他同伴们的问题而自顾不暇。
对于是否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区别地以全部广岛青年为对象，进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综合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拥有的某种共性。如果扩而大之，则由《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就必须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广岛为中心，在全体日本人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共性。这在原理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战后２０年中所拥有的威望，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在坚持经营原子病医院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即便对此姑且不论，仅仅通过以上的几个小故事，许多真实的人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敢于正视广岛的现实，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我愿将具有这一形象的人们称之为正统的人。２０年来广岛的情况始终是严酷的，即使有数以百计的正统的群体，也不足以与之相对抗。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敢于同这一毫无胜利希望、最为险恶的现实相抗争的，仍然只是这些正统的人们。我认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
七 广岛巡礼
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开始写这部《札记》以来，为时最短的一次广岛之行。在广岛只不过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广岛之行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不禁使自己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这是每一次广岛之行的一贯感受。我撰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就在于记录下我每次旅行归来后所进行的反思。
当我到达广岛之后，立即从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先生处得知一个最新记录。一位原子弹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们如果不是身在广岛，便有可能忘却广岛的具体惨状。坦率地说，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而在广岛，这种悲惨的局面仍然作为现实的问题而持续着。原子病医院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重藤院长是抱着一种多么阴郁而苦涩的心情为这位年轻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这死者只不过是在不断流淌的悲惨长河中溺死的一个而已。
这位青年在四岁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轰炸。我们曾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一天负伤的无数孩子的照片。创办杂志《广岛之河》、身为广岛母亲的小西信子，她将这些负伤的孩子们称之为“腐烂菩萨”，实际上她可能是不想让为数如此众多的身负重伤的孩子们的照片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带着出奇平静表情的孩子们，其中大半在拍过照片后的几天之内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当他在成长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我曾多次举过这个例子。治疗白血病的医生在早期阶段，可以暂时控制白血球数量的激增，为白血病人赢得一个所谓的“暑假”。在原子病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几个月，经过２０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奋斗之后概念都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操作活动的总和。科学规，这一“假期”延长到两年。当它能够延至数十年时，人类将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这一血癌仍然远比人类更占压倒优势。当两年的“假期”过后，这位青年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死亡，那时，死神绝不会放过他。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