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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田町一丁目自己家中被炸。本人头部负轻伤，但因家中有人负伤，故携带家属迁往兵工厂附近的民宅，当即不容分说被带至兵工厂，在该厂同已故结城英雄医生一同参加救护工作，直至停战。其后，疏散至户板村，在广岛市设在该村公所的救护站工作至１０月前后。
米泽贞二（舟入本町、１·４公里）
在舟入本町被炸。双手手背、前胸，下肢负伤。从８月６日至８日间在舟入国民学校同古泽秀夫医生（参加１０天救护工作后，因原子病死去）一起参加救护工作。
国有国民已故（白岛九轩町、１·７公里）
在白岛九轩町家中被炸。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爬出后（房屋财产全部烧毁）去房后的河边避难，度过一夜。从次日即７日起，身穿血染的衬衣，在神田桥诘的救护站参加了负伤者的救护工作。约４个月后迁往江田岛。被炸后，出现全身倦怠、食欲不振、脱发和严重的全身搔痒等症状。自昭和２３年春开始，全身到处出现紫红色的皮疹和溃疡，虽经种种治疗，终于在２４年３月因原子病死去（家属代答）。
从上述为数不多的例证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广岛的医生们在自身被炸伤的情况下，也仍然立即参加了医疗活动。尽管医生们本身同他们身边正在痛苦呻吟的患者同样，对于这一最为严重的病患本质一无所知，并怀着同样深深的不安。我们从广岛医师会的前辈松坂义正手记的下述摘录中，可以想象到被炸后的救护活动究竟是一番何等情景。
“我确实是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获救的。即便倒下去也必须救助负伤的市民，这一信念鞭策着我一动不能动的身体。让儿子（医科大学学生）背着我，再次返回东警察署门前，坐在从警察署取来的凳子上，身边插上太阳旗，在我的三名护士和周围人们的协助下开始了救护工作（我的家人在被炸逃难时带出了一个手提箱，其中装有警护团制服、消防头盔、表、２千日元、日本式的布袜子和太阳旗。这一切立即派上了用场）。
“虽说是救护，但平时保管的器材全部被烧毁，有的仅仅是警察署存的油和红药水而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烧伤用油，创伤用红药水，为聚来的众多伤员涂上。田边署长拿来警察暑的威士忌，给那些昏迷不醒的人灌下。主要是对负伤者给予精神鼓励，我一面自认为医生的存在对于伤员的精神而言确实是一种刺激因素，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班的到来。不拘怎样，总算将东警察署所保存的油全部涂光了。”
根据《广岛原子弹爆炸医疗史》记载，爆炸当时，在广岛市内有２９８名医生。他们根据从事防空业务命令书的规定，被禁止向市外疏散。其中也包括牙科医生、药剂师、护士、助产士和保健员。他们或许是不得不留在市内的人们。然而，就是这些人在原子弹爆炸后立即显示出舍己救人的精神。向幸存的医生们发出征询调查表的人们，之所以未曾留意到提问的严酷性，正是因为他们是同那些幸存的医生们共同参加过救护工作的同事，亲眼见到了广岛医生们的献身精神。
在原子弹爆炸时曾有６０名医生当即死去。能够以健全的状态从事救护工作的有医生２８名、牙科医生２０名、药剂师２０名、护士１３０名。此外，从调查材料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医生尽管身负重伤仍然参加救护工作。如果说还有处于绝望和虚脱状态下有医生资格的人，那么他们就是这一群广岛洪水后的医生们。实际上，一位年轻的牙科医生由于过分绝望而自杀，他双臂骨折、半边身子被烧伤，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参加救护工作。由于过度疲劳，神经不够正常。然而，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而言，在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连日过度疲劳的情况下，难道这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吗？一天，他同一位年长的医生讨论：广岛人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还要遭受如此苦难？尽管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提问，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一个足以令自己信服的答案。半小时后，他将一条绳子挂在从倒塌的墙壁中露出的螺栓上自缢身死。这位青年牙科医生从不断的思考中意识到，战争虽已结束，但对于广岛人而言，一场真正悲惨的战争或许依然没有完结，还要持续数１０年之久（至今已经持续了２０年），也许原子病将殃及下一代，以至永远。想到这一最坏而又不可思议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他除了自缢之外已别无选择。这位青年的想象力勿宁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天性，而它却对青年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只有将这一悲惨的然而并非不自然的自缢而死的医生形象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才能切实认识到那些尽管如此却未采取自杀手段的广岛医生们活动的真正价值。为数不多而且身负重伤的医生们，他们拥有一种匹夫之勇，在遍布全市无数的尸体包围之中，只用红药水和油去应付数以十万计的伤员们。只有这些救护人员义无反顾的努力才正是洪水后广岛最初的一线希望的曙光。
２０世纪的文学，描绘着各种各样的极限情况。然而，一般的极限状态都同人类或宇宙的恶的意志有关。如果“恶”这个词令人产生不道德的联想，那么也可以用不合逻辑一词来代替。诸如战争、暴风雨、洪水、鼠疫，以及癌症等等。在上述所有的情况下，希望与恢复的迹象，即善的意志、秩序和道理的迹象，不是以极限状态的可怖形式，而是以日常生活的一线曙光而显现出来。譬如，在北非的某座城中大逞淫威的鼠疫，使整座城市处于异常的极限状态之中。而与之进行斗争的医生和市民们，都将它视为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正常现象，慢条斯理地重复着几乎是令人厌倦的机械动作。在所有这一切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性格的支撑下，才得以同鼠疫相抗争。
关于对极限状态整体的展望，观察力过于敏锐的人，恐怕只能是陷入绝望状态。而只有那些将极限状态视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接受的目光迟钝的人，才能够与之斗争。对于所谓的“目光迟钝”还必须加以补充说明。因为只有以迟钝的眼光去观察极限状态的态度，才能在这一情况下不绝望；才会产生人类的匹夫之勇。而且这种迟钝来自于顽强的忍耐力，在迟钝的后面包藏着的是明察秋毫的敏锐。
据记载，有人预言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土地上，７５年间将寸草不生。这是一位犯了性急错误的愚蠢的预言家吗？不，他正是一位坦率的对极限状态的观测者。他的预言曾被立即推翻了。夏末的雨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催发了新芽。然而，在土地的更深处不是还在进行着真正的破坏吗？我曾在显微镜下观察过叶子的细胞，我就如同看到难以言状的为微妙的丑陋而扭曲了的大狗睾丸的标本和受伤的人的肉体一样，感到阵阵难以忍受的恶心。实际上，在今天的广岛繁茂生长的一切植物，难道不是或许都蒙受过这致命的伤害吗？
然而，一旦青草在眼前的焦土上萌生新芽就会令人产生信心；在新的异常出现之前，绝望的想象力就会被人们放弃。除此之外，不会再有任何不向极限状态屈服，并保持日常生活平衡的活法。在广岛真正没有使人类得以生存的余地。在数十年都不会有绿草萌生希望的土地上，除非是对青草的未来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又能有谁拥有为恢复这个城市而积累着点滴努力的气力呢。
而且，当草木繁茂生长时，他们又是密切注视着草木内部异常现象的目光敏锐的人。既不过分地绝望，又不盲目地沉醉于毫无根据的希望之中，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这些最为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在１９４５年夏季的广岛确实是不可或缺的。而广岛确曾有过这些人们。正因为如此，当人类曾经体验过的最为绝望的时刻来临之际，才得以存在生存的希望。
直至战争结束之后（然而那也是另一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广岛人还要如此受苦？当年轻的牙科医生提出这一问题时，老医生沉默了。如果，这位青年即便是向全世界的人们大声疾呼地提出这一问题，恐怕人们谁也不会做出回答，因为这是一个违背逻辑的提问。老医生默默地埋头于自己的救护工作，无疑他也同样处于过度的疲劳状态之中。３０分钟之后，青年之所以因绝望而自缢，可能是由于他已意识到这位老医生的沉默，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是全人类的沉默。不会有任何人将一个如此绝望，提出如此不合情理问题的人从自杀的深渊中解救出来。青年自缢而死，老医生生存下来，以他那迟钝的目光，作出一个没有彻底绝望的人而坚持着救护活动。
虽说如此，在老医生内心里，却不能说未曾提出过这一不合情理的问题。或许困扰着他的绝望感同那位青年相比将尤为可怕和沉重。只是他没有屈服，不曾绝望而已。也可能是他不能允许自己拥有因屈服和绝望自缢而死的自由。他将是以何等痛苦而阴郁的心情抱下了那位年轻牙科医生的尸体。而且那是一具双臂骨折、半身烧伤，但又并非因肉体的重伤死去，而是死于心灵创伤的年轻同事的尸体。傍晚时分，在医院的院子里，每天都在火化着高高堆积着的尸体。老医生只有把年轻同事的尸体放在高高的死人堆上。他的心情是痛苦而阴郁的。“为什么直到战争结束后，广岛人还要遭受此等苦难？”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并未随着青年的尸体而燃尽，它将永远响彻在老医生心灵深处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而且在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岁月里，他未曾屈服，同时也不允许他屈服。
这位老医生就是重藤文夫博士。他所以要比起年轻的牙科医生，为更加深重的绝望感所困扰，就是因为侵袭青年牙医的只是一种预感，一种茫然和恐怖，而博士却已有了确切的答案。
重藤博士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周之前刚刚来广岛日本红十字会医院赴任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