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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经介绍过谢道韫女士矣，她对那位窝囊丈夫，大概伤透了心，才忍不住抱怨曰：“天壤之间，乃有王郎？”这句话经过文人文言化，不能传神，惜哉。如果用白话记下来，一定更能表达她的感情，然而就这两句文言吧，闺房幽怨，也使人为她叹息。
智慧越高，要求也越高，有些环境，普通女人看来，已经满意得不得了啦，而才女看起来却仍嫌不够。像红拂女士吧，能够当超级二抓牌杨素先生的小老婆，不要说换了别人，就是换了现代有些大学堂毕业的女学生，都会踌躇满志，高兴得连屁都放出来。可是她到底是非常之人，竟然爱上当时不过一名穷小子李靖先生，而且抛弃了汽车洋房，和“应美国国务院邀请”等等盖世良机，冒着被抓回来就坐牢砍头的危险，跟他携款潜逃。这件事不要说千载之上，就是千载之下，恐怕任何聪明绝顶的太太小姐，都不肯干也。
和红拂女士同样“私奔”、同样“不安分”的，还有卓文君女士。她阁下新死了丈夫，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名门闺秀，死了丈夫就等于塌了天，除了终身守寡外，恐怕别无其他妙法。可是她却看上了一个穷文化人司马相如先生（别瞧文化人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却硬是有如花似玉要嫁他，能把纨绔朋友气得捶胸打跌），当时还不知道他会写文章哩，而只知道他弹得一手好钢琴，由手指而推及全身，她就爱他爱得发紧，以致古井生波，芳心大动。私奔了不算，还在父亲大人门前卖馄饨面，把老头气个半死。如果换了个混蛋老头，早找一些甲级流氓把司马相如先生痛揍一顿，然后把女儿送到美国，幸而卓老头还有点灵性和爱心，补送了一份嫁妆，让他们也有得过的。
红拂女士和卓文君女士，她们的惊天动地杰作，成为千古佳话。呜呼，正人君子每每宣传“私奔”和“不安分”的下场一定要糟，恐怕得请她们二位出面打其嘴巴。这当然不是说“私奔”和“不安分”一定有好下场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奠基人。重视数学、逻辑学和自然，谁要是硬往这上抬杠，谁就照样也得挨嘴巴。盖别的女士们却没有二位这种运气。君知道步非烟女士乎？和红拂女士乎？，也是二抓牌——武公业先生——的小老婆，好好洪福不享，却爱上了邻居穷小子赵象先生。二人最初不过你看我，我看你；看得久啦，进一步题诗唱和，你送我一首诗，我送你一首诗；唱和得久啦，遂找一个地方，幽而会之。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勇气逃走，而最后被武公业先生发觉，把她吊起来，用皮鞭痛打，教她供出“奸夫”是谁。她被打得遍身流血，奄奄一息，却只闭口无言。武公业先生打了半天，筋疲力尽，回去小憩，临走时悻悻然告侍女曰：“好好看住她，我回来还要再打。”他走后，步女士知道不免，教侍女把她早准备好的毒药拿来，一口饮下，叹曰：“今生已矣，结缘来生。”
节育！节育！节育
发生恶补的原因是：人口日夜不断地滔滔增加。那就是说，同胞们都在勇不可挡地猛生，而越是比较贫苦的家庭，小孩越是奇多。有些人说，这跟缺少娱乐节目有关。有钱人家，夫妻们跳跳舞啦、打打牌啦、看看电影电视啦、听听音乐啦、串串门说说闲话啦、烫烫头发做做衣服啦，赏心乐事多得很，而穷苦朋友则只有颠鸾倒凤一条路。我想这话当然也对，不过应该再加上一点，经济稍微宽裕的朋友，往往都有节育的认识，也有避孕的方法。而穷苦朋友，大多数都不知道生孩还可以用人工控制。于是乎，顽童纷纷问世，把学堂挤得眼看就要爆炸，恶补自然应运而生。
罗素先生认为世界的灾难来自大家猛生，他在《科学与社会》大著上，有一段严厉警告，曰：“如果不及时抑制人口的增加，将会发生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乎哉？目前繁荣的国家，必将降低一般生活水准。生活水准降低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工业产品需要的急剧减低，底特律只有停造小汽车而造大卡车矣。甚至，像书籍、钢琴、手表等，都将变成少数特权阶级的奢侈品，最后乃是普遍的艰难穷困。而马尔萨斯的人口律适用于天下，全世界在技术上是联合在一起的。全世界丰收时，人口就增加。歉收时，则因人们纷纷饿死而减少。现在的城市与工业中心都将变成无关紧要的弃物，那里的居民如果还能活着，将备尝中世纪农夫所遭受的艰苦辛酸，世界将会获得一个新的安定，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一切赋予人生价值的。”
人口不断增加的远景是人类普遍贫困——本来还有破席子可睡的，届时只好睡门板；本来生活过得很好的，也被别人生的孩子拉下马来。罗素先生的预言，在今天台湾，已开始应验，学堂已经变成奢侈品矣，不经过可怖的恶性补习，便读不到也。
根绝恶补的唯一方法，只有节育，使建筑教室的速度跟生孩子的速度相配合，使兴学的数量跟升学的数量相差无几。台北市今年初中联考，如果招生总数一万人康德，前者断言在人的感觉之外客观世界是否存在，这是无，而应考的顽童不过一万零三四百人，恐怕就是教习倒找学生一块钱，也恶补不起来。相反的，今年初中联考招生总数一万人，而考生却像曹操先生下江南的大军一样，浩浩荡荡八十万，八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有机会考取，请问阁下，如果你是家长，或你是学生，你恶补耶？不恶补耶？
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就是靠的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好像清王朝未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简直全国哗然——一方面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对洋学堂陌生。而人类有通病，对于陌生的，多半是恐惧的也。
农业社会，劳力就是资本，没有那么多人，就种不了那么多田。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本来是姜子牙先生后代当田王的。到了后来，出了一位姓田的，把姓姜的一脚踢下宝座，由他坐了上去。可是姓田的人数太少，似乎不太安全，他阁下乃生出一个妙法，那就是娶妻如云，然后侧门大开，以广招徕，不管该野男人是谁，反正生了男孩，他都姓田。这就是“人多势众”的精义，五千年来，深入人心。
所以有些人忽然间听说提倡节育啦，直觉地就会不是滋味；因为不是滋味，坐在椅子上精神恍惚，自然觉得非努力反对，不足以心安理得。呜呼天说唐柳宗元著。称：“上而玄者，世谓之天；浑然而中，任何一个进步的观念和进步的措施，铁定地会受到顽强而夹缠的反对。废掉科举，有人反对。不准女人缠脚，有人反对。剪掉辫子，有人反对。改用阳历，有人反对。用白话文，有人反对。用标点符号，有人反对。（台湾光复之初，有一位反对标点符号的朋友，当过嘉义中学堂校长，现在在教育厅当官，他说，标点符号好像一脸麻子，难看得要死。）于是，谈到节育，不用打听，也一定有人反对。
我想，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我们且抄抄三位反对节育的立法委员的言论，作为例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他阁下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全文如下（读者老爷一定要看完全文，才够朋友）——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我国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速抢救，事机迫切，特向行政院提出质询。”
“节育之风万不可长”
张运才先生似乎对“江山楼”很有心得，柏杨先生啥地方都去过，像台北后火车站焉、万华宝斗里焉，对之均了如指掌，但江山楼是干啥的，实在不晓得，还是被“下流东西”搞了一通之后，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也是娼寮之地。该地是不是真的热闹哄哄，虽不敢肯定，想张先生的话准没有错。不过，后火车站也好，宝斗里也好，江山楼也好，说其穷则可，说其下流，恐怕不见得。吾友何秀子女士，开设“陶公馆”，全球闻名，而且道德本位，据说她曾保证她麾下的姑娘，全都玉洁冰清，没有一个有花柳病的，以致华侨老爷及洋大人之辈，到了台北，就指名要她介绍。难道他们竟都是下流的乎？
孟柯先生曰：“食色，性也。”但问题也在这里，吃起饭来，可以斯斯文文，而性行为则没有一个不恶形恶状，江山楼如此，陶公馆如此，皇宫也是如此。纵百年老妓，都要关门闭户，纵女王皇帝，也都免不了哼哼唧唧。谁都上流不了，谁都端不到桌面上。有“活孟子”之称的明王朝陈献章先生，每逢跟他太太举行大典，就跑到他娘跟前报告曰：“献章求嗣。”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朋友顾余庆先生忍无可忍，正色训之曰：“是何言欤？太夫人孀妇也。”陈公听啦，半天说不出话，他到底想通了没有，书上记到这里为止，惜哉。但他把性行为端到桌面上的努力，恐怕是失败了也。
如果性行为真是下流的，我想张运才先生一定到今天还没有结婚，更不会有男女公子矣，盖以张公之道德学问，自不会如此不自爱也。不过这都是题外之话，主要的是，我们谈节育，谈乐普，是在研究逼面而来的社会问题，无论赞成与否，都不能说是下流的东西。全国同胞，以为然乎？
跟张运才先生的大函有异曲同工之势的，还有汤如炎先生大文，该文刊于第八十九期的《中外建设》，题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