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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也就是说，在二月底前您完全被排除在外了？”
“是的。不过后来想想，倒有过那么一件蹊跷事。那坯是在学校办开学典礼的那一天。”
一月七日晚上八点左右，柏木则之下班回家后，妻子柏木功子对他说，傍晚时分津崎校长来过电话，问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莫名其妙的事？那是什么？”
“有没有人给我或我妻子寄来匿名信。”
“您对此作何反应？”
“我马上给学校打了电话。是津崎校长接的电话，当时他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反问他，说我们家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件，可这匿名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呢？”
“津崎校长是怎么回答您的？”
“他说那只是无聊的恶作剧。”
说到这里，柏木则之的话音里开始带上感情色彩了。
“他说，具体情况我们还是不知道为好。那只是恶作剧，既然我们家没收到，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那么，柏木先生，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还是有些担心的。我想知道匿名信的内容，可津崎校长坚持说那只是无聊的恶作剧。根据津崎校长在卓也去世后的应对和态度，我当时觉得他值得信赖。不知不觉中，我就被他说服了。”
等柏木则之的发言传遍法庭，神原辩护人才继续说下去：“我想确认一下，开学典礼那天，您和津崎校长有过这样一段交谈，而且您被他说服了，于是便不再追问。您是在二月二十四日才获知举报信的存在，在此之前，校方从未对你提及。事实是这样吗？”
“是的。”
“当时，从茂木记者那里，您还得到过其他信息吗？”
“有。”证人柏木则之屏息许久，又飞快地述说起来，“茂木先生告诉我，他知道有举报信，是因为有人写信给《新闻探秘》节目组。那封举报信原本是寄给卓也的班主任森内老师的，却被她撕毁丢弃了。捡到这封举报信的人看了信的内容，认为事关重大，便写信给了电视台。”
“根据那封观众来信，茂木记者开始了他的采访，是吗？”
“是的。他打电话给城东三中，是津崎校长接听的。对举报信的事，这位校长还想蒙混过关，当茂木记者告诉他自己持有举报信的实物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他说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接受采访。茂木记者声称要采访学生，津崎校长的态度又有了明显改变，说愿意和茂木记者见面。”
“当时，茂木记者掌握的情况仅限于此吗？”
“不，不是。”柏木则之立刻答道，“不只是这些。他还知道针对举报信，城东三中的部分教师对二年级学生展开过询问调查。”“询问调查？这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排查犯人。寻找写举报信的学生。”
“自收到举报信，到茂木记者开始行动之前，校方开展了这项调查活动，是吗？”
“是的。茂木先生称自己是亲自听津崎校长说的。津崎校长还说，在校方采取措施时，如果媒体再参与就乱套了，因此希望他不要采访。”
“我再确认一下。您之前不知道询问调查的事吗？”
“不知道。校方根本就没有通知我们。那段时间，我们考虑的尽是些为卓也服丧、七七法会，还有为那孩子建坟墓之类的事。”
礼子偷偷看了眼津崎先生，周围也有旁听者在回头看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豆狸的津崎先生两眼直视前方，默默承受着众人的视线。
“也不只是学校的过错，其实，我的父母也在逃避。”像是要维护津崎先生似的，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的柏木宏之嘟嚷起来，“既然得知有举报信，就应该深入了解。就因为他们半途而废了，才会这样不了了之。不过，对我父母而言，重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保住卓也的‘伪装’。”
津崎先生什么也没说。佐佐木礼子也沉默着。柏木宏之用手擦了擦脸，咬住嘴唇，也不吭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我根本弄不明白，简直头昏脑涨。”证人说着，一只手按在额头上，他现在似乎也有点头晕目眩，“茂木先生对我说，要是能早一点采取行动就好了。由于寄到节目组的观众来信太多，没能及时发现，他为此表示了歉意。他还说，采访得晚了，就等于给学校的隐瞒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但他会尽力突破阻碍，弄清真相。”
礼子不得不承认，《新闻探秘》的突破能力确实很可观，甚至可以称之为“破坏力”。
“举报信中列举的人物就是与卓也发生冲突的三人帮。不过，我和我妻子并未立刻全盘接受。”为了平息自己急促又混乱的气息，柏木则之做了个深呼吸，“正如我刚才所说，卓也拒绝上学后，我曾严厉追问过他和那三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卓也的回答并无虚假成分。可是……”
说到这里，他的呼吸有点不太顺畅，听上去相当难受。
“我又冒出一个疑问：事实真的是卓也说的那样吗？即使卓也没有对我们说谎，他会不会还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话呢？我当时是否该更进一步深人了解，尤其是对他的老师。”
神原辩护人正要开口，证人便用洪水决堤般的话语拦住了他。
“卓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同时也有着极强的自尊。如果他受到被自己蔑称为‘昆虫’的人物的暴力欺凌，就会越发地感到屈辱，也无法向做父母的我们敞开心扉。会不会是这样的呢？我的心中出现了这样的担心和恐惧。我是否应该就此追问他的老师呢？”
一口气吐出那么多话语，他便像个偶尔探出水面的溺水者一般，急切地换了口气。
“事实上，学校不是一直隐瞒着举报信的事吗？”激动之余，他的声音终于变成了悲痛的哀号。
神原辩护人没有马上开口，等到证人的呼吸恢复正常后，他才重新开始询问：“所以，令您的内心产生动摇的，不仅仅是举报信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此事被隐瞒近两个月的事实，对吗？”
柏木则之点了点头，他的嗓音变得有些尖利：“就是这么回事。我和我妻子已经不知道该相信谁了，不只感到受骗的耻辱，也无颜面对卓也。我们简直像两个傻瓜。就算做老好人，也总得有个底线。”
“关于此事，您和校方谈过吗？”
“谈过。是了解事实后立刻找他伯谈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举报信的事，也不理解学校瞒着我组织询问调查的目的。我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公开真相。”
“校方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还是只强调，这仅仅是一场恶作剧。”
“意思是，举报信的内容并非事实？”
“是的。他们说，卓也是自杀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举报信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寄出举报信的就是学校里的某个学生。为了找出这名学生让他好好接受教育，便开展了询问调查。之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是为了不让我们再次感受不必要的痛苦。”证人怒容满面，嗓音也高了，“在我们听来，这番话难以令人信服，完全是在推倭责任。我向津崎先生提出和举报人见面的要求。我想直接听听对方的说法。”
“津崎校长是怎么回答的？”
“他只是一个劲地说‘不行’。既然连询问调查都做过，却不愿告诉我那人是谁，真是莫名其妙。他还说，就算告诉我也于事无补。”
说着，他垂在身旁的手攥成了拳头。
“他说，举报信的内容是不真实的，撒下这个弥天大谎的学生需要的是适当的保护和指导，希望能让学校来处理这个问题要我们做安静的旁观者。校方并不想过分追究写信的那名学生的责任……这个不用对我说，我也懂！”柏木则之呻吟一般地感叹道，“怎么说我也是个初中生的家长，怎会不懂必须顾及敏感期孩子内心的道理？我要跟举报人见面，也不是要责难他，只是想听听他的说法。通过直接对话确认举报信内容的真伪，以及那孩子的真实想法。然而，津崎校长坚持认为那必须由校方来做。他说，校方一定会得出满意的结果向我汇报，翻来覆去地只是在作毫无意义的保证。”
当时，佐佐木礼子也觉得举报信的内容是一派胡言，这种想法至今仍未改变。她当时只考虑如何控制局势，妥善处理好举报人三宅树理。和津崎先生一样，她也认为还是不让柏木家知道的好。
没想到在今天的法庭上，竟是辩护方引出了针对卓也死亡事件的疑向。柏木则之最初认为卓也是自杀的，后来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也许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有意让证人在陪审员面前作出这样的证言，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一般而言证人只需要确认在卓也葬礼上的发言不就行了？
不过，这样的话，在接下来检方的交叉询问中，辩护方就会受到攻击。
这一疑问由检方引出，还是由辩护方主动揭示，给人的感觉会截然不同。辩护方认识到柏木则之内心想法的改变已是一张无法掩藏的牌，干脆早点亮出来为好。
“我再询间一个稍早些时候的问题。”辩护人自然不会知道佐佐木礼子脑中海阔天空的思绪，依然用一成不变的平淡口吻说道，“森内老师涉嫌毁弃寄给自己的那封举报信，对此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寄给森内老师的举报信已经来到电视台，我当然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证人柏木则之此刻略微恢复了平静。
“那您是否想过，森内老师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或者正相反，您认为森内老师是个难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当时，我还顾不上考虑这些。”
“津崎先生对此作出过解释吗？”
“津崎先生说，森内老师明确否认自己毁弃过举报信，而津崎先生也相信她的话。”
“森内老师毁弃举报信之事公开后，您和森内老师见过面吗？”
“在最初的交谈中，她否认自己毁弃过举报信。后来我跟她没再见过面，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