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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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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独有在这块偏远的陕北高原上,在这块中国的西北角,保留下了这唯一的一块,从而给历经两万五千里风尘之苦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地,提供了一次恢复元气和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愿意在这里,再引用一段斯诺先生珍贵的笔墨。当然倒不仅仅是为了省力,而是由于这一段历史,诸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党史专家的琐碎考证,又使每一个试图再现这波澜壮阔一页的人,望而生畏,那么,我想我们的求助于斯诺先生,就是读者可以谅解的事情了。当然,斯诺先生的叙述,中间肯定也有许多的不周不到之处,但是大致的走向是正确的,况且那些现成的文字,是已为社会所认可的东西。

埃德加•;斯诺写道:“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他们的行为很像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附近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失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和西方的红军主力用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里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份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像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而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候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的‘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的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像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北,他双目凝视着他幼年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妻子和遗孤,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①。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

斯诺先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准确生动地概括了陕北高原那一段历史。如果说要给他的缜密的叙述稍作补充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补充进去谢子长之死这个事件。谢子长将军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北红军创始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死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的一次围剿中,他在河口战役中负了重伤,由于没有药物治疗,只好用南瓜瓤儿贴在伤口上。他在死前曾与刘志丹见过一面。谢子长死后,正如苏区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来纪念刘志丹将军一样,苏区将陕北的另一个县安定县改名子长县,来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者。

如果还需要稍作补充的话,那就是刘志丹及其属下在那次所谓的肃反斗争中,所受到的迫害较之斯诺先生所说,更为严重。陕北红军中团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活埋,刘志丹和一些高级将领,则被关在瓦窑堡,已经挖好了大坑,准备埋他,多亏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及时赶到,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说那些机会主义者派人送来了逮捕刘志丹的命令,送信的人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把信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忠诚的刘志丹看完信后,自动让人把自己绑在马上,前往瓦窑堡。如果说,事情发展到“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的程度时就足以使人觉得既可笑又奇怪,那么,如果事实本身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话,则更是令人对刘志丹将军的做法困惑不解了。然而,这个事情的本身,却也显示了刘志丹将军的高贵气质和对革命的愚忠般的虔诚。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陕北人物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许多特征。

还需要对叙述订正一点的是,刘志丹膝下,是个美丽的小女孩,而不是男孩。也许她自己曾希望她成为一个男孩,好像父亲那样驰骋沙场,但是遗憾的是她确实是个女孩。她的光荣的名字叫刘力贞。

“江西上来了一群老共产党,一人一杆乌焰钢”,这首陕北民歌最初由与甘肃交界的吴起镇唱起,接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弥漫了整个陕北高原,从而揭开了陕北高原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革命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从而使杨作新及其他的领导和同志们在先前所从事的一地一域的斗争,有了直接的全国性的意义,从而使这块人迹罕至的高原,有整整一十三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样的,从而使这部描述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世纪史。

这个经典世纪的经典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经典地点是吴起镇。在高原,那已经是个有些寒气的日子了,那天天有点阴,我们知道,那天的晚上,吴起镇下了一场初雪。作为南方人的毛泽东,作为长途跋涉刚刚在这里落脚的毛泽东,阅历已经使他见过了不少落雪的日子和积雪的大地,然而,当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的时候,当积雪笼盖起这被斯诺先生认为是“疯神捏就的世界,抽象派的写生画”的高原地貌时,那雄伟的气象,仍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加之,在飘飘白雪中,在吴起镇这个落雪的夜晚以及翌日玫瑰色的高原黎明,那个气质不凡的陕北人杨先生始终陪伴着他,作为陕北红军的联络员,喋喋不休地向他讲述着陕北,讲述着当前的斗争,讲述着诸如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杜甫鄜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等等高原辉煌的历史陈迹,诸如此类,亦不能不给他的踌躇满腹的胸怀以激荡。这些思想和感情恰好与眼底的雪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雪升华为意象,一年以后,在陕北的另一个地方,在倥偬的战争之间隙,在一个高高的山峁上注视北国原野、沉吟良久后,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清涧袁家村,在房东黑白氏的暖窑里,在黑寿山学习写字用的那张炕桌上,写下了那首直抒胸臆、雄视古今的泱泱大作:《沁园春•;雪》———“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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