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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唤阿叔子来捡。对于杨作新，碍着他是个念书娃，她们还不敢过于造次，倘若是村上那些拌嘴惯了的拦羊娃之类，一群小媳妇，竟敢一拥而上，把他的裤带解下来，把光光的头按到裤裆里，再把大裆裤扎紧，让他来个“老头看瓜”。对待阿叔是这样，对待阿伯子，则正经得叫人难受，正像前面所叙那放肆得叫人无法容忍的一样。按照乡俗，对待阿伯子，小媳妇需要敬而远之，甚至一生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
杨作新问媳妇的消息传出，村里那些出了五服的杨门的大姑娘们，也猛然发现身边这个小书生长大了，到了该婚该娶的年龄了，于是纷纷动开了心思。或者纳上一双绣花的袜底，悄悄地塞到杨作新手里，并且逼着杨作新赶快脱下鞋子，垫在里边，免得别人问起。或者从垴畔上用棍子打下一把酸枣，瞅瞅四下没人，塞进他的书包里。生活中骤然起了变化，变化得叫杨作新莫名其妙，他回去问父亲杨干大，父亲说，少跟那些死婆姨烂女子来往，他问母亲，母亲只是笑而不答。
说一千道一万，主意最后得由杨干大拿，而在决定这些家庭大事时，杨干大又总是以婆姨的意见为意见。其实，杨干妈早就心里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任凭媒人跑断腿，踢烂门槛，磨破嘴皮，任凭那些杨门出了五服的大姑娘甜甜地向她讨殷勤，她只是虚于应酬。原来，她瞅下了自己的一个娘家侄女，叫灯草的。她喜欢灯草本分、老诚和勤快。杨干大见过这灯草一面，他觉得粗糙的灯草配不上细皮嫩肉的杨作新，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起码要人能看过眼才行。杨干大提到灯草嘴唇厚，杨干妈说，嘴唇厚说明她人老实，杨干大提到她脸黑，杨干妈说“黑是黑，本颜色”，杨干大提到她大屁股，杨干妈说屁股大好养娃娃，杨干大见杨干妈是铁了心了，于是也就不再表示异议。
吴儿堡这边打发媒人去说，灯草的父母那边，听了提亲的事，慨然应允。不久后庄传回话来，一切按规程办。按规程办就是要出四十块大洋的聘礼，这在当时是个公价，人们不提钱的事，嫌那搪口，只说按规程办，也就是说要出四十块聘礼了。灯草的父母，提这个条件也不算越外，因为不论是找谁家闺女，都不免要出这一身水，而且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聘礼出得少了，乡下人会有闲话，说这女子不值钱，恐怕是做下什么非嫁不可的事情了，或者是个“石女”①。
四十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几年杨作新上学，家里的一点积蓄已经告罄，现在仅仅能维持着不饿肚子的生活。可是不出这聘礼又不行，咋办？想要告借，没个借处，想要去抢，没那个胆量，想要去偷，又舍不下身子，杨干大圪蹴在畔上，唉声叹气一阵，最后不得不把目光盯在杨蛾子身上。
“家里对蛾子欠得太多！”杨干妈说。家里尤其是杨干大，从没把这个女孩儿当个人儿，好像她是风吹大的，雨打大的。那一年有了杨作新，杨干大专门背了一背狼牙刺硬柴，送到镇上药铺，央药铺先生给孩子起了个“杨作新”的大名。到了蛾子手里，孩子一岁了，还没有名字。“你倒是到镇上跑一趟呀！”杨干妈说男人。杨干大这时正在吃饭，米汤碗里，扑扇扇落下个麦蛾儿，杨干大信手把蛾子挑出来，说道：“女娃娃家，好赖有个叫上的，就行了，这孩子，就叫她‘蛾子’吧！”杨蛾子的大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心疼归心疼，杨家要过四十块大洋这个门槛，还得靠杨蛾子了。杨干大和杨干妈，窃窃私语了几天，于是找来了媒人，在远处一个村子里，草草地为蛾子定了一门亲，说好等杨蛾子十三岁完灯②以后，再过门。杨蛾子的四十块聘礼一到，红封拆也没拆，杨干大就打发媒人，给后庄送去。聘礼到了，这门亲事算正式定了下来，后庄那边，收拾停当，只等吴儿堡这边选个良辰吉日，花轿抬人了。
这一切杨作新都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时的杨作新，心高气盛，一抹心思，只想效仿杜先生，念完初小，再念高小，高小完了上中学，中学完了上大学，“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此物为大用”，这些古人今人的句子，总不时盘桓在脑际。
这一天，前庄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杨作新揣了一份盖着杜先生私章的毕业文凭，兴冲冲回到家里，双手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自然欢喜。也许是为了喜上加喜，父亲杨干大这时将自己这些天的操劳婚事，和盘托出，并且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一切都由爹娘操办着，唾手可得，不像他那一阵，爹娘早死，一切都得自己操办。杨作新听了，吃了一惊，年纪这么小就结婚，同学们见了，一定笑话，那杜先生说不定也会笑话他的，于是使起性子来，说他不要媳妇。杨干大本来正美滋滋地准备听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想不到儿子这样不识抬举，热脸碰上了个冷屁股，真可怜了父母的一片苦心了。杨干大登时恼了，弯腰从脚上取下鞋子，冲着杨作新的屁股，狠狠地打起来。
按照常规，老子打儿子，儿子抬腿一跑了事，可是杨作新是个犟板筋，任杨干大的鞋底砰砰啪啪地打着屁股，他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并且嘴里还不停点儿地念叨着“我不要媳妇，我要上学”之类的话。从山上挖小蒜回来的杨蛾子，看到这阵势，吓哭了。她去拉父亲，于是父亲在打杨作新的同时，也给了她两鞋底。她见父亲这回是动了真怒，赶紧跑进窑里喊妈妈去。杨干妈从窑里出来，数落了儿子两句，要他给父亲回话。接着又说男人：今天是儿子高兴的日子，如今是民国了，不兴科举，要么，儿子的这张文凭在手，该是个秀才，喜都喜不过来，还打他。
杨作新见惊动了母亲，又见父亲像被人刨了祖坟一样气急败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低下头来，张口叫一声“大”，算是认错。杨干大身上早没有劲儿了，有了这个台阶，也就就坡下驴，把鞋往地上一扔，趿在脚上，然后蹲在畔上，抽他的闷烟去了。
婚事还得进行，而且事不宜迟；定了亲不结婚，逢年过节，便还要破费，带着像样的礼品去看丈人。所以杨作新回家以后，不多日子，杨干大便给他把婚完了。正如那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送大钱四月里迎。一顶花轿，伴着吹鼓手凄凉的唢呐声，灯草儿嫁到了吴儿堡。
如果杨作新坚决抗婚，这桩婚事说不定就此吹了。可是在挨打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三件事使杨作新的口气有了松动，或者说勉强地承认了这桩婚事。一件事是，杨作新去前庄小学杜先生那里，谈这件事情，讨主意，进了窑门，却见一个小脚的老妈妈，在杜先生窑里待着。开始，杨作新以为这是杜先生的母亲，看看不像，一问，才知道是杜师母，也就是杜先生的妻子。杜先生也是十三上结的婚，家里为他找了个大姑娘，为的是“女大三，抱金砖”。“糟糠之妻不下堂”，杜先生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许多年了，这次，妻子惦念丈夫，专程骑毛驴从肤施城赶来看他。这事让杨作新开了眼界，知道凡事不可强求，该凑合的时候就得凑合，于是躬身给杜师母道了声“安宁”，打道回府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杨作新和杨干大之间，在“上学”与“结婚”这两宗事上，彼此都做出了些妥协。也就是说，只要杨作新结婚，父亲就同意他去县城上学，只是，家中已经空空如也，这学费问题，无从解决。在学费问题上，是杜先生慷慨解囊的，他表示一切学杂费用，由他担承，这样，杨干大也就无话可说了。第三件事情最令杨作新动情。他这时候知道了父亲已经送出了四十块钱聘礼，而这四十块钱，是将杨蛾子许配给人家，换回来的。听到这话，一时间他无地自容，不由得掉下几滴眼泪来。看到天真烂漫的妹妹，还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正在窑外快乐地玩耍时，他痛苦地感到自己对不起妹妹。按照乡下约定俗成的规程，如果男方拒婚，那么这聘礼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全归了女方，而且乡下人还要指脊梁骨，说男方这家仗着有钱，欺侮人家女孩儿，坏人家的名声。如果女方提出退婚，那么一个子儿不少，得吐出来。这叫道理。知道了这一切，杨作新才明白，父亲那一天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罢罢罢，”他说，“办事吧！”
于是，一顶花轿，灯草儿来到了杨家。这女子的命也真苦，有了前面那些疙疙瘩瘩，她和杨作新，本来就已经结成了没见面的仇人，待到花轿进门，揭开盖头，她一副粗手大脚的样子，更丝毫引不起杨作新的心疼和喜欢。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奇*shu网收集整理，人生的两大得意事，现在都让这杨作新遇上了，可是他仍然闷闷不乐。一面炕上睡了很久，夫妻之间，还没有在一起干过男女在一起应该干的那种事情。灯草心里有苦，只是偷偷地抹眼泪，无法启齿给人说，于是回趟娘家，诉说给妈妈。妈妈说，许是这孩子还小，不懂得这些，灯草得点拨点拨才对。灯草讨了主意，回到吴儿堡，见了杨作新，脸先红了，笨嘴拙舌，不知如何点拨才对。待到炕刚刚睡热，窗棂上的窗花还新着，一纸通知下来，杨作新考上高小了，他得打点行装，去县城上学，于是灯草噙着眼泪，送男人上路。杨作新不要她去送，要她回窑里呆着，于是可怜的新人儿，只得回到窑里，隔着门缝儿，眼巴巴地看杨作新渐渐远去。
杨作新在县城上了两年学，于我们说话的这个年头，又回到了吴儿堡。书念得多了，比起原先的精灵剔透，又显得有了一丝呆气。这叫书呆子。杨干大见了，暗暗叫苦，心想凡事得有个节制，做过头了就是不好。他对杨作新说，这下该收心了吧！回家过安生日子吧，你妈想孙子，都快要想疯了，看见人家的孩子，抱在怀里舍不得给。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