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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于十二月渡过鸭绿江，跟国王李（日公）会合。明年（一五九三）正月，开始进攻，张居正整顿后的武装部队，仍有残存的优良纪律和战斗力，日军大败。援朝军追击三百余公里，克复平壤。再追击一百五十余公里，克复开京（开城）。日军节节失利后，在王京（汉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馆，布置埋伏，由间谍向李如松报告说：“日本人已放弃王京，向南逃窜。”李如松这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十分骄傲。他轻骑急追，在碧蹄馆陷入重围，战马跌倒，他的头部受伤，虽然援军仍将日军击退，但损失惨重，锐气已消。
然而，日本也无力反攻，而且鉴于平壤之败，不敢固守后勤交通线有随时被切断危险的孤城，不久真的放弃王京（汉城），撤退到朝鲜半岛南端最初登陆地的釜山。车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长：等候命令。这时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鲜全国光复。如果换了有些大国，可能会趁此良机，把朝鲜一口并吞。然而中国却命国王李（日公）不必内迁，还都王京（汉城），李（日公）像中了马票一样的大喜过望。
日本退守釜山后，中国援朝军在外围布防。国防部长石星主张谈判解决，国王李（日公）也向中国要求如此。这件艰难的工作由沈惟敬担任，最后中国允诺加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允许日本贸易，日本则允诺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国派遣使节团前往丰臣秀吉所在地大阪（当时日本首都仍在京都），举行册封典礼，朝鲜也派一个代表团陪同观礼。然而，日本的谈判不过是一个骗局，丰臣秀吉需要时间重新集结兵力。我们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国王的封号（好像连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皇）。于是等到中、朝两国代表团抵达大皈之后，丰臣秀吉指摘两国代表团的代表，官位太低，礼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国。一方面要求中国惩罚朝鲜，一方面在釜山发动第二次攻势。
丰臣秀吉的背信，影响两个人的生命，一是国防部长石星，一是和平使节沈惟敬，这两位从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钧下狱处决。然后命杨镐、邢玠两位大将，分别围堵。杨镐是著名的债帅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厉攻势击败，死伤惨重，只身逃脱。幸而邢玠终于挡住了日本陆军，并用海军骚扰日本的海上补给线，日军的处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纪（十六）最后第二年，丰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遗令退军，留在釜山的日军才行撤退。其实即令丰臣秀吉不死，日军因粮道不绝如缕，也会撤退。但丰臣秀臣之死，使他们撤退有名，保持了颜面。
——七世纪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还可以说是援助百济王国对抗新罗王国。本世纪（十六）这一次，则连一个借口都没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对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国干预，朝鲜早已灭亡。日本似乎总是气咻咻的，稍微有一点力量，就企图奴役他的邻国，不管这邻国对他多么友善。
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也是中国第一次保卫朝鲜，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历时七年。日军撤退后，中国援朝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九 阳明学派
当援朝战役结束时，本世纪（十六）也告结束。
让我们暂时抛下使人昏眩的政治军事，走到另两个宁静的领域，一是学术思想领域，一是文学创作领域。学术思想领域中，本世纪（十六）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小说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小说。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起，中国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大黑暗时代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怕爵。
王守仁于本世纪（十六）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窜到距首都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一五一九年，朱宸濠亲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赢政大帝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下世纪（十七）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十 三部小说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到了本世纪（十六），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小说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现。
三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说他是十四世纪人，有人说他是上世纪（十五）跟本世纪（十六）之间的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本世纪（十六），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道教巫师。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死后且被世人尊为神抵。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小说。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赵佶在位时，曾经有三十六个骑士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