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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县有个叫石远梅的，专门卖一种赤金珠，把刚刚采到的极品珍珠外面用赤金包裹起来。他的赤金珠重的一粒卖二万两黄金，次的一万两，最轻的也值八千两。当时的士大夫争相购买，用来贿赂和Ｔ春瞳｜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服食珍珠，还说珍珠如果是旧的或穿了孔，服用了就没有效果。
崇礼 崇礼本姓蒋，通过贿赂打点买了一个海关监督的肥缺。在任几年搜刮贪污银两数百万两（他的一个姓王的仆人的资产都有几十万两白银，他的财产可想而知）。后来调回京城。粤人送他一个外号叫“贪夫”。
光绪庚子年间，联军入京。崇礼却不肯出逃，只是天天在宅子的后院哭泣。原来是守着他的宅院与金银财宝，担心被抢被烧。后来议和之后，两宫返回京师，这个崇礼因为临难不逃，颇有气节，居然被诰封为大学士！
富勒浑 富勒浑是旗人，在乾、嘉之际任某省知府，是和坏场Ｔ谌问碧袄飞菝遥透杓慷褪羌赴倭交平稹：罄春瞳｜被查处，他也被牵累罢官。几年之内家产挥霍一空，在大街上要饭为生。这本来不值一提。但奇在另一件事：
富勒浑出事之后，以前交往的王公贵人都再也不理会他。只有大兴的朱文正每月都给他一些钱让他维持生计。一日，富勒浑又到朱府要钱，仆人让到书房，退下了，而朱文正又不在，此公竟然把案头的镜子揣进怀里，偷偷拿去卖了。朱文正知道之后苦笑了几声，吩咐仆人从今以后如果他来了就以侍候核查为名，待在他身旁，再不能让他单独呆在屋里。
瑞洵 瑞洵曾经担任驻藏大臣，巧取豪夺，聚敛民财，在当地很不得民心。后来官败回家养老，住在京城德胜门内，非常富有，娇妻美妾，过得非常舒坦。
诸位妻妾当中，一个叫玉燕的最小也最得宠，玉燕的母亲王李氏天天到瑞宅去，名为看望女儿，实则是为了偷窃裹带瑞洵贪墨来的古玩字画之类的财宝。有一天王李氏正要出门，却被门房抓个正着，搜出财物若干，就禀报了瑞洵。瑞洵就让家人把她押到内城警厅关起来了。玉燕听说后，大发雌威，一巴掌打在瑞洵的脸上，哭着叫骂道：“你这个老糊涂，竟然敢诬陷我母亲偷东西！那点破东西是我送给她的！你既然送她到警厅关押，我也没脸活了！”说完就披头散发地往外闯。瑞洵害了怕，双膝跪倒，苦苦哀求。见小妾还是没有消气，瑞洵又把告密的门房捆起来一顿痛打，按着他的头让他给玉燕叩头认错。接着安排人再送银两打通警厅的有关人员，把王李氏赎出大牢，雇车拉回家才算了事。
有人评论说：“钱非正道而来，自然会不正常地花掉。”瑞洵命中注定要遇到玉燕，这样他贪污的赃物才能花销掉呀！
监狱里的交易
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监狱，并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狱中杂记》。他写道：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我在刑部监狱，每天都看见三四个犯人死掉从墙洞里拉出去。一块儿坐牢的洪洞县的杜县令说，这是病死的。现在天时正，死的还算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死十数人。我问：北京有五城御史司坊和监狱，为什么刑部的囚犯还这么多？杜县令回答说：官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这些钱财。
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人，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快班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班房里，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缸旁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上。链子收得很紧，让他无法坐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史湘泉出来与黄升讲价钱了。“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但是那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
这位黄升偏偏身上没有带钱，史湘泉一怒，将他送入一道栅栏门，里边的犯人又让他掏钱孝敬，黄升拿不出来，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了个半死，又罚站了一夜。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如此这般，一般能从富裕者那里敲出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从贫穷者那里也能把衣服行李敲干净。完全敲不出来的，就按照事先威胁的办法痛加折磨。
负责捆犯人的也这样。方苞说，不贿赂他，在捆缚时就先将其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的有十之三四，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将捆伤养好。有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
方苞曾经问一个老吏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后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吏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皇宫里的“宝贝”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嬷嬷、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嬷嬷、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名叫宝贝。
清代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他正与几个人聊天喝酒，忽然听到旁边的县衙内传来打犯人的声音，仔细一听竟是一名女子。这几个人一听非常兴奋，就拉他一块去看热闹，俞樾危坐不起，大伙都笑他说：“有这样好的热闹都不看，你真是迂腐！”结果到那里一看，这次行刑并非打*股，而是打嘴巴。于是，看客们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大清禁赌
赌博在中国可以算是历史悠久了。早在三千五百年以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赌博游戏——六博。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而到了唐宋时期，赌博现象几乎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由于赌博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增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所以中国历代的政府都不遗余力地禁赌，颁发了一系列禁赌措施。由于社会上重利、奢靡的世风，晚清时期赌博之风猖獗。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西洋赌术传入中国，尤其是中国的赌博活动五花八门、纷繁庞杂，赌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一个故事，讲李某，缙云县令，嗜好赌博。当他病重即将去世的时候还用手臂敲打床沿，嘴里则发出赌博时的呼喊声。家人哭着劝他说：“你都病成这样还如此地气喘劳神的，何苦呢！”李某说：“我有几个赌友，就站在我的床前，你们只是看不到罢了，他们来邀我，我怎么能拒绝呢？”说完就昏迷过去。等一会儿，又苏醒过来，向家人伸着手喊：“快替我还赌债！”家人忙问怎么回事，李某回答说：“我刚才到了阴间，和一群小鬼赌了几把，结果输了。小鬼说如果我还上了赌债，就放我回阳间。”家人听他如此说，就赶紧烧了很多的纸钱。可是李某竟在此际闭上眼睛死去了。
明朝末期盛行一种叫“马吊”的游戏（即今天的麻将），人称“亡国之戏”。到了清朝，清代的皇帝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同时也严禁赌博，尤其以康熙、雍正两朝最为严厉。康熙在即位之初就把赌博作为大禁。史料记载，当时那些整天沉迷赌博的赌徒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屋，京城内街巷市井之中的贼也因此日渐稀少了，外面各省的客商往来经营也越来越放心，因为很少再有偷盗抢劫的事。到了雍正朝，更是严加纠禁，日夜不停地巡查严缉，同时增加律条，官吏赌博要革职，而且不准花钱减罪，并且从此不予录用。史料称，当时从事赌博业和赌具制造业的人们都改行做别的生意了。
不止是官方禁赌，民间对此也是深恶痛绝。江西婺源县镇头镇就曾出土了一块乾隆年间的赌博禁示牌，上面刻着“永禁赌博”四个大字。这个镇子在清朝时候繁荣一时，赌博之风也随之蔓延。于是就有家族的长辈集合本族成员宣誓，不沾染赌博的习惯，为了铭记和立信刻下了这座石碑。另外有一个故事流传至今：当地有一人嗜赌成性，他的父亲为了规劝他，给他写了一首诗：“贝者是人不是人，只因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戎人。”儿子看了后百思不得其解，就向父亲请教，父亲叹了口气说：“‘贝’‘者’是赌字，‘今’‘贝’是‘贪’字，‘分’‘贝’是‘贫’字，‘贝’‘戎’是‘贼’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