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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泰虽也是个文人，毕竟是掌过军的，略略懂些军事，听了老友这番愚腐之见，便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燕王为诸王之长，且实力最为雄厚，除掉燕藩，其余诸王必然丧胆，岂敢再生不臣之心？此乃一锤定音之举！”
黄子澄振振有词地道：“燕王素来恭谨，并无不法之事，要寻他的岔子，何其难也；况且燕王两次出塞，均有战功，如今无罪而削，如何服众？朝廷赏惩俱应有道，无过而罚，岂是圣天子所为？燕王实力虽强，目前未见反迹，贸然削之，难挡天下悠悠之口啊。”
齐泰道：“若逼反了他，奈何？”
黄子澄诡谲地一笑，说道：“先将燕王左右羽翼削去，到那时，他左右尽是朝廷兵马，你道他还能翻起甚么风浪来？如果那时他真反了，岂不正好授人口实？大义在朝廷一边，我们出师有名，可不正好名正言顺地除掉了他！”
齐泰只想直截了当削藩成功，而黄子澄考虑的却多，他是既想削藩，又想削得理直气壮，不损皇上清誉，往好里说，这叫十全十美，鱼与熊掌兼得，往坏里说，这就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了。
两个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朱允炆是个没准主意的，只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的心中也是左右摇摆，难以决定。就这么争了好几天，两位书生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副秀才造反的模样，大有争论三年也难做定论的德性，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允炆夹在中间，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终究是拿不出个准主意来。
这时候，一位颇受朱允炆欣赏倾慕的大儒来了，此人就是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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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师从“大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宋濂，此后一直在陕西汉中府学当教授，一个九品小官儿，但是道德学问却名扬天下，建文称帝后，立即下旨召他进京，此刻他刚刚赶到京城。
方孝孺四十出头，形容清瞿，一身的书卷气。朱允炆见之大喜，立即将他连升三级，任命为翰林侍讲，有了出入宫闱，朝觐皇帝的资格，进宫有座，礼称希直先生而不名，方孝孺感激不尽，顿生知遇之感。
朱允炆对方孝孺这位大儒倒是极信任的，一见他来，立即便把自己与齐泰、黄子澄计议之事合盘托出，征询他的意见，方孝孺虽是有名的大儒，却毕竟官职太小，这还是头一次在君前密议，不免有些紧张惶恐，他定了定心神，仔细考虑了齐泰、黄子澄的话，说道：“皇上敦儒修文，大兴文治。气象与先帝时大不相同，天下莫不称颂。若说这文治之道，不外乎一个‘礼’字。燕藩之强，却无把柄，若贸然削除燕王，必定为人诟病，有损陛下美誉。”
他顿了顿，见建文帝凝神倾听，微微点头，显然很赞同出师有名之言，心中大定，便循着这个思路继续说道：“削藩之事，稳妥至要。先除诸王，便是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一旦诸藩俯首，燕王再强，不也是孤掌难鸣么！到那时，皇上只稍作示意，燕王怕就要主动要求削藩了，若他真敢造反，也正如黄大人所言，徒遗把柄于朝廷，能搅起什么风浪呢？”
三套马车，两匹向左，一匹向左，朱允炆民主的很，马上站到了人多的一边，连连点头道：“孝直先生所言甚是，那么依爱卿之见，削藩大计应从谁开始呢？”
方孝孺久不在中枢，一门心思在陕西研究书本，哪里提得出什么建议，不由迟疑了一下，把眼看向黄子澄，黄子澄见他与自己意见相同，甚是喜悦，连忙出来解围道：“皇上，臣以为，可以先削周藩，周藩为内地诸藩之首，封国位居中原，乃逐鹿天下之地。把这里掌握在朝廷手中，正好北遏燕山，阻住燕王南下之路。再者，周王是燕王一母同胞的兄弟，两王关系最为亲密，如果除掉周藩，燕王便被斩去一臂，势力将更形削弱。”
朱允炆听得龙颜大悦，连忙问道：“妙计，妙计，朕有孝直先生、以行先生、尚礼先生之助，何愁大事不成。”
计议已定，便是着手对付周王了，可是周王做事虽不及燕王谨慎，要找些削其王爵的罪名出来也不容易，周王倒是在洪武年间私自去过一趟凤阳，这是可以当成谋反的大罪，但是当时洪武皇帝还在，虽然严厉斥责了儿子一番，却并未深究，如今怎好旧事重提？
朱允炆便想到了锦衣卫。罗克敌得到建文帝的传召不禁大喜，他早知道新帝登基，必然削藩，到时候一定会起用锦衣卫，却没想到皇上如此迫不及待，刚刚登基不足一个月，就已准备动手了。
朱允炆马上把罗克敌传来，立即要他侦缉周王不法事，罗克敌满口答应下来。朱允炆还不放心，又道：“此事至关重大，你是锦衣卫里目前的主事人，轻易离不得中枢，你将派何人前去操办此事？”
罗克敌道：“臣之下属，有一总旗，姓杨名旭，性格沉稳，办事老练，可当大任。”
“杨旭？”
朱允炆忽地想到了他前两日见过的那份奏疏，奇道：“杨旭不是已战死双屿岛了么，你锦衣卫中还有一个杨旭？”
罗克敌便道：“皇上，锦衣卫中只有这一个杨旭，当时朝廷水师确实以为他以身殉国了，谁知他福大命大，身负重伤而不死，落水漂流，幸被一渔民救起，将养多日，竟然捡回了性命。”
朱允炆心道：“九江遗杨旭入双屿盗寇之帮为内应，他能于群盗之中为间而不露马脚，确是胆大心细聪明绝伦之罪，朕让他搜罗周王罪证，当能胜任。”便喜悦点头，应承下来。
随即他便想到，自己刚刚登基，民心人望尚嫌不足，这样重要的大事，自己应该接见一下这个杨旭。当初杨旭与家族起了冲突，险些身陷囹圄，便是自己一言为他解围，如果把他叫来再亲自嘉勉一番，杨旭还不感激涕零？自然粉身碎骨报答君恩。主意已定，朱允炆才说出让罗克敌带杨旭来面君的旨意。
就这样，夏浔有了进宫面圣的圣眷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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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浔此番重新回到宫中，此间却已换了主人，夏浔看着宫中一厅一柱、一草一木，心中也觉黯然。
那个令人望上一眼就心生战栗的帝王，那个在幼女爱孙面前慈爱祥和的老人，不管别人对他是谤是誉、是畏是敬，但他鲜明的人格魅力，却是叫人一见难忘的，自己只不过去了一趟杭州，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叱咤风云的伟人便已化作一坯黄土，走在宫中，物是而人非，真令人有种人生无常的感觉。
夏浔随着罗克敌走在宫中长廊下时，朱允炆正在谨身殿议政。
凭心而论，朱允炆是真想干出一番于国于民有利的大事业，成就一代帝皇伟业的，他的新政却也并非全无是处，不过不管是与朱元璋的老辣睿智比较起来，还是与朱元璋出自民间，熟知民情的阅历比较起来，他都差得太远，所以许多政策，要么缺乏远见，要么就是被文臣们所蒙蔽，挟杂些私货兜售给皇上，他却不知真相。
比如此刻，继鼓动皇帝撤消了大批盐茶税司、刑举衙门之后，以江浙籍官员占主体地位的朝中官员们又打起了田赋的主意。
几位江浙籍官员围着朱允炆，先恭维吹捧了一番建文称帝后的新政如何气象一新，如同甘露，普天下臣民如何欢欣鼓舞的屁话，说得朱允炆眉开眼笑，真当自己是人间圣君了，这话题便绕到了江南税赋上面。
江南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地的税赋，是高于其他地方的，因为这些地区最为富裕，当然，也有人说，朱元璋把这四个地方的税赋订得特别高，是因为这里曾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恼悔江南百姓拥戴张士诚，所以立国之后予以惩戒。
不过朱元璋只有一隅之地的时候，天下四分五裂，各有其主，要依着这说法，那几乎每一股势力、每一支义军、包括北元朝廷，当时都有他们的根据地，朱元璋要惩戒、要罚重税，似乎除了他自己当初拥有的那片地盘之外，处处都该收重税了。
而且，明朝赋税极低，不管是田税还是商税都是三十税一，苏州、松江等富庶地区的重税是相对于这个普遍税率而言的，以上四个地区，一直都是江南乃至整个天下最富裕的地区，要说这“重赋”重到了这些地区无法承受，阻遏了地方经济发展，却也未必。
正由于这些地区富裕，百姓们有钱送子女读书，这里出的读书人最多，相应的在朝为官的人也最多，因此朱元璋健在的时候曾经做过规定：苏州、松江等江南地区籍贯的官员禁止到户部做官，因为朝廷反腐的几桩大案中，“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朱元璋担心他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朝廷的利益。
现在朱元璋死了，朱元璋洪武，朱允炆建文，从这年号上就可以看出，他想反其道而行，创建一番与乃祖不同的伟业，这些官员便蠢蠢欲动起来，在朱允炆面前大谈江南重赋，致使百姓如何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请求皇帝开恩，减免江南税赋。
要知道江南重税其实也是有区别的，那里的民田税赋并不高，税赋高的是官田，这也符合自古以来一直的规矩，但江南恰恰官儿最多，江南的官田比例也极高，这笔账算下来，关乎他们家族的切身利益就极重了。内中详情朱元璋是知道的，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减免江南税赋，朱允炆却不知道这些情形，听那些官儿们说的在情在理，不禁连连点头。
侍候在建文帝身边的小付子正在为皇上斟茶，听这些官儿说的情形如此凄惨，未免有些太过夸张了，忍不住插了句嘴道：“江南鱼米之乡，稻米一年两熟，却和川陕云贵一般缴粮税才叫公平么？如果苏州松江的百姓都如此凄惨，那川陕云贵地区的百姓岂不早都饿死了？”
一位御使闻言大怒，厉声呵斥道：“大胆，内宦阉人，也敢妄议朝政？先帝在时，谁敢如此，你欺我皇上柔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