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北面“看守所”只有一墙之隔的宿舍。进屋不到两米的地上垫着一些已经变色发霉的麦草，这就是原有的四个人及我们两个新来成员晚上睡觉的地铺。
不大一会儿，便听到院子里一阵嘈杂，姜组长给我们说：“开饭了！”于是我们几个人有的拿着碗，有的拎着茶缸，跟着他来到门外等着打饭。
从西边的大铁栏杆门进来两个抬着半桶青菜汤和半筐玉米面发糕的炊事员，走到大院中间放下桶和筐，便扯开嗓门叫喊：“开饭啦！”
实际上不需要叫喊，他们一进大门就已经有几个人拿着小盆、饭碗、茶缸等盛饭的家什，尾随其后迫不急待地追着打饭。
当两个炊事员刚放下木桶、馍筐，一群人便蜂拥而上，他们拿着碗拥挤着，喊叫着，伸着脑袋争着打饭。木桶一圈的盆、碗、缸、勺相碰，叮当作响，再加上两个炊事员的喝斥声，场面一片嘈杂混乱。
我站在北屋门前，看着这些争食的人们，有的分到了一块发糕和半碗菜汤，边走边吃边喝，还没走到他的住处就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吃光了，回过头来还望着在等候分食的人群。此情此景让我心里产生出一种难言的感觉……
“你过来打饭！”那位年过四十长着满脸胡茬的炊事员冲着这面叫喊。
我朝两边看看，人们都在吃饭，惟独我还在那里发呆；原来他是在喊我。走到跟前，炊事员用手扶住桶边将桶歪着给我打了两勺菜汤，又从筐内拿了一块发糕给我，嘴里问道：“刚进来的？怎么不知道打饭，这样会饿坏的。”
我冲他点了点头，端着菜汤，拿着发糕转身回到宿舍门前，站在那里吃了半块发糕，喝了半缸仅有点咸味的青菜汤。此时外号“胖子”的姜组长洗碗回来，我将剩下的半块发糕给了他，他接过去两口就把半块发糕吞了下去，并说：“小郭你刚来还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过几天你会跟大家一样争着吃。
“会这样吗？“我有点不太相信。
被收容的人们虽然不像北院“看守所”犯人那样，限制人身自由严加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管教纪律，有事报告，不能随便出门。人们活动的范围被限制在大门紧锁的院中，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
夜幕降临，收容所的铁门紧闭，门头上一只灯泡闪出腥红的微弱亮光，整个大院除此之外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寂静。
人们各自躺在被安排的屋子里，即使里面再闷热，也不能到外面随便走动。
同屋的人都早已入睡，尤其外号叫“胖子”，心宽体胖的姜组长鼾声如雷，睡得更沉……
我此时心情颓丧地躺在仅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收容所”北屋，第九号宿舍的地铺上，苦闷惆怅使我在这个被“收容”的第一个夜晚难以入眠，更不知道被“收容”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的变幻？
下午刚进来时就听人说，这里是收容遣送站，每等上十天半月在社会上收容一些闲杂人员后，经过盘查讯问，若无问题者，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被石河子地区需用劳力的单位招用，其余大部分人员都会被遣送回原籍，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而我的户口由安徽亳县迁移西安不能落户，迁移证明过期作废，致使我无处存身四处漂泊，流浪西北五省半年有余。实际上我已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供应的“名亡实存”的人。现在被收容到这里，不知他们又将对我如何处置？如果把我遣送原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原籍”究竟应该在哪里？
——我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抗战期间生于南阳，次年随家人迁居重庆，在渝生活五年，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返回江东。内战时，1948年夏与母亲作为军人家眷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当年秋季又由沪撤到福州。1949年春，从福州过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去舟山定海，在定海生活一年后返回大陆。经上海、南京回到母亲的故乡皖北亳县。两年后，不幸母亲病故，我成为孤儿，遇天灾人祸倍遭磨难。后来户口迁往西安不予落户，生活无着。为了活命怀揣户口铤而走险“走西口”，茫然漂泊流浪大西北。如今被新疆石河子“收容所”收容不知将是个什么结局？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
第二十四章 走进收容所 体验人生关（三）
更新时间2011…7…30 22：00：10 字数：5860
第三节
第二天清晨，我们屋里起来最早的要数头天晚上最先睡觉，而且打呼不断鼾声如雷的姜组长。在别人起来时他已将洗脸、拉屎、尿尿等事都已办完，这是他进“收容所”时间长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经验。他说他先起来有许多好处，一是刷牙洗脸不用挤，二是上厕所不要排队，可以从容处之。
没过两天，我就感到他讲的话的确不是虚言。
“收容所”与“看守所”（监狱）毗邻，座落在石河子市南郊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大院里南北各有一排土房，共有二、三十间房子，平时收容着近百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分男女老少的“盲流”。有时在春夏两季这里更是人满为患，大院里收容着近两百来人等待审查，在此吃住。
南屋最东边有两大间女子宿舍，住着二十多个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年龄大小不等的女“盲流”。北屋除去东边两间留作男女厕所之用，余下的二十来间土屋都被男“盲流”住满。
从早晨人们就开始忙乱，因为人多不仅为洗脸、喝水、吃饭等事争抢拥挤，就连大、小便也要排队。
一间不大的土屋作为近百男人的厕所，地上的茅坑屎堆如山，放在墙角的一个木桶作为尿桶，尿满四溢，混着地面上的粪便，由屋里直流到门外，蛹蛆成堆苍蝇扑面，骚味刺鼻，臭气熏天。
早上人们经过一阵忙乱后，就是午饭和晚饭时又会出现一片嘈杂混乱。为吃饭而纷争，足以说明“民以食为天”。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盲流”，他们视早晨的一块发糕，一碗糊糊，中午和晚上的一块发糕，一碗菜汤是何等的重要。
除了在此享用每日三餐外，这些人多是无事可做，懒懒散散。由于时值酷夏，天气炎热，在这个没有一棵树的大院里，几乎再没有人走动。他们大都躲在自己的屋里，有的吹牛拉呱，有的讲着男欢女爱，有的介绍自己偷鸡摸狗、赌博的事，还有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地在玩牌。一有机会还对南屋女宿舍里的河南“大辫”、四川“短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们九号房敞开着门，凭借处边的亮光，姜组长、周俊鸿和一个三十多岁脸上长了一撮毛的姓孙的男子，及一个河南人，坐在地铺上打扑克，他们有时在为输赢争吵。
我无心参加玩牌，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宋诗一百首》躺在地铺上翻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借此消磨时间。
这样在“收容所”里既无聊又无奈地一连混了三天，可谓是度日如年。我真不知道与我们仅有一墙之隔的“看守所”里的劳改犯，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虽然这是在我一生中与监狱最近——仅一步之遥的距离，但我始终对它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收容所”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专政工具的辅助设施，是帮助专政机关规范社会秩序的工具。
当年我因辍学，作为一个无知的少年流浪到新疆，曾经在北疆准葛尔盆地的边缘，石河子南郊戈壁上的“收容所”里生活的那段时光，到今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抹不去印象。
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孤零零地裸露着一座既像古堡又像庄园的“收容所”，它与北面的“看守所”为邻，二者实际是连在一体的，仅有一道隔墙，但各有院子与大门。远远看去它们似乎一对孪生的连体兄弟。只不过北院所关的是常戴脚镣手铐的罪犯，他们是定性定案的阶级敌人，属于敌我矛盾，是人民专政的对象。
而南院所关的却是些暂时身份不明，政治面貌不清的“盲流”，即从社会上收容进来的一部分无业闲杂人员。一时无法定性，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公安机关对我们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
一座土围子似的“收容所”，它也像北面的“看守所”一样，矮屋高墙，铁栏杆门二十四小时紧锁。房顶便是连通墙角岗楼的巡视通道，荷枪实弹的值班狱警，不分昼夜地在上面巡逻警戒。他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对北面监狱囚犯的监视，但在上面走动时，也总是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关照”。
这座东西长百米，南北三、四十米宽、低屋高墙的“收容所”大院，恰似一个巨型的“火柴盒”。来自天南地北的上百个“盲流”被关在这天山脚下干燥炎热的戈壁滩上。虽然每日三餐，但僧多粥少严格限制定量，有时连开水供给都有点紧张。“收容所”每天除食堂炊事员进来送水、送饭和院里清理厕所向外运屎倒尿时才打开几次大门，此种封闭的状态似乎又和北面的“看守所”差不多。
人若像野生动物一样被关在一间房里或某个院子里，失去自由尽管给吃给喝，时间长了也会神经失常，发木发呆。我进“收容所”待了四天就有一种坐立不安、惆怅彷徨、令人苦闷的感觉。只有当你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下午四点，姜组长被“收容所”值班室的人叫去，一会儿回来，便通知周俊鸿和我，跟他一起去“看守所的菜地里劳动拔草。
此种“殊荣”在“看守所”和“收容所”里是十分难得的。
因为周俊鸿与姜组长是老乡都是山东人，所以他把周叫上，而我和周又是同时进入“收容所”的难友，也就把我给捎带上了。
我们组抽了三人，其它组有抽两、三人的，也有抽四、五人的。共计抽了二十个男“盲流”，集中到院里站好队，由食堂的炊事班长点名后，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