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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当时在我们国家里有两种人将被取消户口和口粮供应。一是正常死亡——老死、病死，二是死于非命——事故死亡或因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被执行极刑的人，他们的户口及口粮供应才会被公安机关随之给一笔勾销。
就连当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也不过在城乡他的所在地，戴着“帽子”被当地的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但仍然保留着他的户口和口粮供应。
他们之中有的被逮捕，被判刑投进监狱或被押送到边远荒凉的劳改农场服刑劳动改造，但他们的户粮关系仍被当地的公安部门迁转到他的服刑单位，即使这样的人也还没有失去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仍然保留着人的最低生活水准——劳动改造，劳动管饭的待遇。
在汉语词汇中有个“名存实亡”的成语，是指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已经消亡的意思。
我此时却落了个“名亡实存”的下场，人还活着竟然在户粮关系的迁移中被公安部门（派出所）以其政治借口无理地拒绝落户，而超过时限被作废。
以至于后来，我无处存身，孤单的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到处流浪四处奔波，先是飘泊到塞北大漠，而后又展转到青海西宁，最后孤苦伶仃地流浪到新疆，目的是希望寻找一份工作，能以吃饭活命的地方，这是后话。
火车继续在夜间运行，气温下降，车厢里很冷，我蜷缩在座位上，感到头痛欲裂，身上发烧，分明是清明上路碰到这种鬼天气，受凉感冒了。
此时我到哪去找药？只能无奈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痛苦地坚持到天亮后再说。
到了凌晨，我已痛苦不堪。一夜高烧使我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头昏脑胀，四肢酸疼，嘴唇上都烧起了泡，我昏昏沉沉地躺在车厢里，仿佛要死了的一样……
“喂！醒一醒，你是不是病了？”一位乘务员大姐在问我。
我睁开双眼，痛苦地点点头。
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后说道：“你在发烧，我去拿温度计给你测一下体温。”
转来给我量了体温，结果是摄氏39。2度。
她大吃一惊，并把列车长喊来。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包止痛散和两片ABC，为我倒来了开水，吩咐我吃药。
幸亏有他们的救助，才使我病情有了好转。
由于我平时很少吃药，这次生病虽然只吃了乘务员大姐和列车长送来的一点常用药，但却收到了奇迹般地疗效。
待我二次醒来，火车已经驶过了银川。头痛已经减轻，烧也退了许多，身上感到轻松了许多。
此时已是早晨八点，车厢里正在播放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乘客们都在忙于洗漱和购买早饭。
而我身上只剩下十一元钱，到了兰州还要花九元钱买一张去西安的车票，余下的两元钱才是我这几天的饭钱。我必须压缩开支，节约使用，计划每天用去四两粮票，两角钱买上两个烤饼，上午吃上一个饼，下午吃上一个饼，然后再多喝些开水，维持住半饥半饱的状态就行了。否则，我就回不到西安。
我打了一杯开水，回到座位上无聊地隔窗朝外观望，竟然奇迹般地发现在铁路的右前方，有一片面积大约几平方公里的湿地。黄沙包围的湿地上有野草、有芦苇、有湖泊、有相互连通的沟渠。在湖的一侧建有几排土房，房的前面便是一块块的稻田，田地里有几十个身穿黑衣被武警看管的人，正在忙碌地平整土地。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乘客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劳改农场，他们要尽快地平整土地，修渠灌水，赶到谷雨前后粑田插秧，种植水稻。”
突然间，我鼻子一酸，心里一阵悲怆！
此时，我的处境从某些方面来讲，连个劳改队员都不如。
劳动改造应该说也是一份工作。犯人们在此虽然受到公安人员的管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们还是在政府的关注和管教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改造的他们仍旧持有户口及口粮供应，每天劳动改造，并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化下，他们可以立功，重新做人，获得新生，刑满后甚至可以给安置一份工作。
而我是什么？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因无劣迹更无条件成为一个管吃、管住、管工作的劳改队的队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所制的“居民户口薄”上连名子都没有的“名亡实存”的一个盲流。
此时，车厢内的喇叭又在播放着革命歌曲“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处处是我家……”
我一个连户口和口粮都没有的人，家又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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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铤而走险 奔向西口（四）
更新时间2008…9…15 16：10：31 字数：4190
第四节
1963年4月6日的傍晚，我由内蒙回到兰州。这里是我途中经过的大站，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下了火车我只有滞留在车站的售票房里，在此等候购买次日返回西安的车票。
此时，皋兰山脚下的火车站灯光昏暗，冷冷清清，大六门朝西的售票房内旅客寥寥可数。
我孤独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心情苦闷，怅然若失，不知何去何从？为了消磨时间，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出了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欲度黄河冰塞川，将行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
看到此句，我一阵心酸，差点落泪！
突然门口一片喧哗，由外面进来三、四十个与我年龄相仿身着军装，足蹬皮鞋的青年男女。他们簇拥在售票窗口的前面，在等着领队给他们买票，有的抽烟、有的吃糖、还有的在嗑着瓜子，说说笑笑，个个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们的光临，顿时使冷清的票房里棚壁生辉，沸腾起来。
从服装和言谈举止上来看，他们可能是某部队的文艺兵，在此乘车到外地执行演出任务的宣传队。
此时我与他们相比，可以说是相形失色，具有天渊之别。
彼此虽然都是同龄人，一个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文艺战士——时代的幸运儿。而我眼下却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几乎要沦落为兰州街头的乞丐。
然而，这是命吗？否。但又是什么呢？！
假如不是天灾人祸，当年凭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考上某所大学的，现在不是正在攻读本科吗？
是我笨？是我蠢？是我没能力考上大学？记得当初上中学的时候，有几个让我看不上眼的笨如“八戒“，但却会耍小聪明，阿谀奉承，批斗起“右派”瞳孔里都会冒出火来的政治积极分子，不是有的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校门吗？
而我在六零年，因穷困和同情“右派”落了个在高中二年级被迫辍学的下场。
——假如，在1959年春季，我被合肥艺校或安徽电影制片厂招去，也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倘若我在初中毕业时，应征入伍到杭州空军某部当兵，我可能现在还在服役……也不至于后来搞得这么的狼狈，说不定比眼前的这些文艺兵们春风得意，还要风光。
然而，历史中没有假设，人生里不存在如果，唯独写下的是既成的事实。
此时，我几乎成为一个流落在兰州街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吉凶难测的流浪汉……
一声哨响，正在谈笑风生的文艺兵们立刻鸦雀无声，排成一队被他们的一个中尉军官，带着进了站，登上一趟特快列车离开兰州。
票房里仅剩下三、五个旅客，一下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我到哪里去？回到西安户口就能落户吗？歌词“祖国处处是我家……”，但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哪里敢收容我？哪里又能是我的家？
我再次陷入到痛苦、惆怅、彷徨、焦虑的思索中……
突然，我想起了初中时期的赵振江同学，他不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报名支援西北建设，来到清海省西宁市机械厂工作的吗？后来在我上高中他返乡探家时我们还见过面。当时他说，刚到青海工作不久，西藏发生了叛乱，厂里动员青年参军，他便报名应征入伍。在西宁换了军装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坐上卡车沿着青藏公路开赴西藏，走了将近半个月才到达拉萨。
此时，*已经逃亡印度，西藏叛乱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是有少数的藏民被叛军头目挟制到大山里负隅顽抗。于是解放军部队卡住要道，封锁山口，展开政治攻势，用喇叭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劝其缴械投降。但对面相距几百米的山坡上却响起了“呯……呯”的枪声。
一天中午，连里伙房改善生活，吃红烧肉大米饭，饭后他却喝了一些凉水。下午轮班值勤，进入战壕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肚子就疼了起来急于大便。班长命他到战壕后面去拉屎，以免臭人。
他爬上沟顶，屁股刚撅到外边屎还没拉完，就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便滚了下来，双手捂着屁股，鲜血直流，疼得他直叫唤。
卫生员马上对他进行了包扎，转送到后勤医院取出子弹，疗养了三个多月伤才痊愈。此时，叛乱已被平息，他作为一名“荣誉军人”提前转业，又回到西宁机械厂工作。
在他探家时，又曾对我讲过：“他娘的！叛匪的叉子枪打得准的很。”说着他解开裤子，还让我看他的屁股上留下一个枣大的猩红伤疤。此疤也成了他平定叛匪，光荣负伤的印证。
“对就到他那去，青海高原地势较高，人烟稀少好找工作。”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我改变了返回西安的打算，如果到西宁能找到工作我还回西安干什么？于是我用了两、三块钱买了一张去西宁的车票，在当天夜晚由兰州便去了西宁。
火车由兰州站开出，向西行驶经河口南，沿湟水过民和、乐都、平安等地县，全程不超过三、四百公里，赶到天亮便来到了西宁。
西宁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城市。东关有著名的清真寺，建于明代。塔尔寺距城15公里，为我国著名的喇嘛寺院，是喇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大经堂是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