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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十二个人中，多数都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有的虽然个头长得不比我高，但是干起活来却比我得心应手，割麦技术熟练，比我割得又快又好，当时我自愧不如。他们有人一天能割两亩地，我最多只能割上一亩多。
当时我们负责割麦，村里的干部和能够走动的社员他们负责用车运麦与打场。
我们在那总共干了七、八天，割麦一百多亩。虽然当年的小麦长势不好，但收割后毕竟还是打下了一些粮食，暂时扼制了灾情的恶化。
下午生产队长从区里开会回来对我说：“你们在于集的大队人马两天前都已返回学校，区上让我通知你们回去。因为你们夏收干的十分出色，区里还要送给你们一面上写‘支农模范’的锦旗，以表示对你们的谢意。”
不知队里从那里买来了几斤猪肉，当天晚上大食堂还给我们和社员改善了一次生活。
次日清晨，大家仍然下地收割了两、三个小时的小麦，也算是作为最后的表示吧，然后回来吃早饭准备上路。所幸村上只剩下几十亩小麦了，他们队上不出两、三天也就可以收割完了。
在我们走时，村上的干部以及能够行动的大人和孩子把我们送出村口，双方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走在去观堂区政府的路上，我回想这次下乡支农的感受——为什么在于集“小王庄”和观堂“阎李村”同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作风怎么会有天壤之别，我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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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四）
更新时间2008…7…4 14：05：38 字数：2522
第四节
1960年秋季开学，我升到高中二年级，但是入学的费用和每个月的伙食费又让我感到犯愁。
自五二年母亲去世，八年来我历经风霜，含垢忍辱坚持上学，企盼着能够多学些知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命运却总是和我作对。
亲人一个个相继病故，离我而去，我已陷入困境成为“孤家寡人”！
五八年我姐成家，有了自己的负担。六零年姐夫遭人陷害被降工资，这样再靠他们接济我上学，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为了能继续上学，从五八年开始我就在每年的暑假期间，去找活打工——到西关外蚕场去采摘桑叶（一分钱一斤）；又为蚕场涮洗帘子和竹筛或到县水利局建筑队当小工。每天从早到晚干活十个小时，付给工资八角，如若再加班两个小时，又可多得两角，一天就可以挣工资一元钱。总之从一放暑假开始几乎要干到开学报名，共计一个多月时间可挣二十多元到三十多元钱，除掉每天吃饭用去两到三角钱，最后还可以积攒下来二十元钱，以备开学报名缴费和两个月的伙食费用。再加上学校给的每月三元的助学金，我就免强可以维持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
母亲病逝后，在这漫长的八年求学生涯中，我既无家庭的温暖，也无亲人的关爱，生活艰难，孤苦伶仃，最怕的是学校放寒假过年的时候。除夕之夜，鞭炮齐鸣，各家各户，老少团圆，欢度春节！
此时老师和学生都离校回家与亲人团聚，校里仅留下几个值班的员工，而我无家可回也无什么亲人可探，仍然斯守在学校里。偌大的校园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空旷的院落寂无声息，一片沉静，让人感到凄楚和孤单！
当年我就是这样的苦苦支撑着上学。
幸亏在初中、高中求学期间，有一些好心的老师和同学给于我不少的帮助，使我能从高小考入初中，又由初中考上高中，让我受益匪浅。
这些好人当时助我之情，至今我也不敢忘怀。
常言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只是愚人命运一直不佳，无甚作为，后又盲流到新疆远隔万里，未能相报，因而常为此感到愧疚和汗颜……
六零年夏收，“秃顶”颜派我们十二个吃不开的“王宝钏”到当时灾情较为严重的观堂区去收麦，其目的是让我们去吃苦受罪，倘若你怕苦怕累完不成支农任务，也就给他留下了整人的把柄。
然而他没想到我们到了那里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比他们干得时间还长还要出色，并为二中挣回了一面“支农模范”的锦旗。回来后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因此他再也无话可说。但却引起了他对我更加嫉恨。
“扬汤止沸”不见奏效，他便恼羞成怒，于是就对我采取“釜底抽薪”。将班里评给我的助学金暗中做手脚，谎称为没有通过，而被他一笔勾销。
当时对我一个本来就穷得一贫如洗的学生来说，这确实是当头一棒，致命的一击，足以致我于死地。
其用意是让我就范，向他低头认错。
我有什么“错”？只不过是我根据实际情况，实话实说罢了。
我生性憨直倔强，从不愿向弄权者卑躬屈膝，而对这种“指鹿为马”的作法更是十分憎恶。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当时我却忽视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事实。竟然做出了人在屋檐下，就是不低头的“傻”事。
在那历史罕见的六零年大饥荒中，就连正常人都要饿肚子，何况我当时在亳县已成为一个既无家又无亲人，连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的孤儿！仅仅靠人施舍，依仗着学校给的一点助学金来支撑着上学，还敢桀骜不驯，不赴焰趋势这简直是不自量力，太不现实了！加之“秃顶”颜又是这样的对待我，使我更是雪上加霜……
六零年秋末，我在二中求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生活困难，境况窘迫，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学习了。学校的助学金补助由于“秃顶”的“关照”，早已把我给排除在外，每当月底学生交付下个月伙食费的时候（六元四角钱），也是让我最难堪和头痛的事情；如若再去找我姐接济，此时她已是自顾不暇而无心相助。
当时我确实到了衣食无着，孤单无助，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再次的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和“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民间谚语的真正寓意……
同时也意识到了，由于当时的年少无知，生性倔强，在人屋檐下硬是不低头所招来的祸。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完全是由于我为人处事不会见风使舵，阿谀逢迎，权衡利弊，投机取巧的性格所造成的。又能怨谁呢？只有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在那饥馑的年月里，已经沦落到穷困潦倒，连饭都没有吃而无法生存的人，还侈望什么不断求知上大学，这岂不是画饼充饥在做“黄梁之梦”吗？看样子我只有放弃求学了。
此时由于饥荒，班里的学生也在减员，尤其是家在乡下的学生更为甚之。
一天上午，“秃顶”颜明知道我那时正处于困境不可自拔，还找我谈话，佯言“要我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气忿地说：“我已经艰苦的连学都上不成了，还要再怎么艰苦？”
他狡黠的对我说：“那你可以写报告要求退学吗。”
此时我心如刀割，他是在公报私仇，企图扼杀我，致我于死地而幸灾乐祸。当时我是那么的软弱而又无力反抗，任人宰割。
然而我又依托什么继续坚持上学呢？
我决意退学。
当天下午，我就将退学的报告交给他，此举正中他的下怀。当时他就在上面写了“同意退学”的签字，并说还要将我的报告交给领导……后面他还在说什么，我已无心在听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亳县二中是我在此读初中、高中，求学四年半的学校。此时看来我已经到了待不下去的份了。
没过几天我回到宿舍把我的铺盖和我的两本心爱的唐诗、宋词捆扎在一起，仅有我的同窗好友赵振殿含泪把我送出了过去曾给过我知识和欢乐，又曾给过我创伤和痛苦的“母校”。
从此，开始了我在亳县两年居食不定的流浪生活。
“母”有两种，一种是爱子如命的，另一种是惜命虐子的。当时“母校”二中的园丁——我的老师，他们之中有的为其一，还有的是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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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户口迁移 被困西安（一）
更新时间2008…7…5 13：47：13 字数：2131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第一节
1960年冬，我由亳且二中退学，因无家可归户口转到了当时我姐教书的学校，但是我在五里庙小学只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
虽然后来我在该校曾经当了半年的临时教师，但也不属于学校的正式职工。当时我也不为工，也不为农，既不是某一居民委员会的居民，也不是某个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而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无业游民。因此在我迁移户口时，连个上交报告的单位也没有。
眼看就要到了1962年的年末，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老师们也要离校回家过年，而我在此临时代课的工作也就随之结束，又要无处栖身了。
可是我的户口迁移报告仍然无处可交，没有一点着落。
在着急中，我突然想起当时在县民政局任局长的张凤仙先生，听说他过去曾与我你相识，不仿试试求他帮忙，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病重乱投医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打听到张局长的住址，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前去拜访。张局长年纪五十，高高的个子，待人较为和气。相见后我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谈到我母亲去世后，一人求学的艰难和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后的困难，请求他给于帮助将我的户口迁往西安去投奔亲戚生活。
他听了之后颇为同情；拿出钢笔在我的报告上写了“请城关镇方镇长帮助办理”的指示。并告诉我方的住址，让我去找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方镇长的家中，将张局长签过意见的报告交给他，他看后随即便在上面写了“请涡北（涡河北岸）派出所给于办理”的意见。
当天下午，我拿上五里庙小学的集体户口簿来到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