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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慑的形式出现，而较少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恐怖只是作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策略大师的毛泽东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机器，就像中药师配制药方一样，知道如何根据现实需要来调配这两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纵下，革命恐怖机器已具备了某种“智能性”。1944年，毛果断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曾经使根据地的许多老党员误以为又要再来一次“肃AB团”式的大清洗，但是他们错了，毛无意也不愿再重演当年的斗争。当毛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后，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机器立刻停止运转。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协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建立的制度机制，动用党机构来洗刷共产党内部，从而使党永远处在一个不断被“纯化”的持续状态中。
如此看来，30年代初的“肃AB团”已成绝响。从延安时期开始，毛不断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是毛终究难忘那如火如荼的“肃AB团”的紧张岁月，对当年的“肃AB团”，毛还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与继承”——在党内中止肉体消灭，同时保留、发扬群众性肃反的革命传统，从此镇压与“纯化”又有了新的形式，并与党机构的审干肃反措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抢救运动之后，又有反右、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