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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
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
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
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
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
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
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
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
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 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
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 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
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
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
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
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
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
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
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
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
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
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
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
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 年终于
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
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
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
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
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
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
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
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
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
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
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
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
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
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