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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以曹植最为突出,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与民间乐府不同,他的诗往往有鲜明的色泽,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美、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只是并不显得深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仗的运用。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和对仗同时出现的,是炼字的现象。像曹植的诗句“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是越来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诗中,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这同样是在汉代民间乐府中很难见到,并对后代文人诗影响很大的现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节:
清夜游西园,飞差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诗歌创作中把文人文学与民间乐府结合起来的五个主要之点。他在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除了诗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辞赋也有相当特出的成就。《与杨祖德书》评述当代著名文士,倾吐自己的怀抱,因杨修与他关系密切,所以话说得随便,有较多抒情成分。从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负而又外露的诗人性格。《求自试表》要求明帝给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曹植本来是个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视为人生的目标。长期闲置,使他深感压抑,并且有一种大才未用的遗憾。所以这一篇表文写得慷慨激昂,极富情感。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可见他于此用力甚勤。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按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避免了这一类作品中常见的掩盖在神话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为前所未有。如开头一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
二、建安诸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他不满于曹操的野心,常借题挖苦、嘲讽,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完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辞锋犀利而理不周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①。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二篇较有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
①以前系于孔融名下的《杂诗》,经学者考证,非其所作。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217)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