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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牧在宋亡后以遗民自居，与谢翱、周密等人相往还。这些“遗民”往往对宋代文化的缺陷有一种反思，而邓牧更进一步，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本质问题作了深刻思考。
在《君道》一文中，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指出天下不是“一夫”的私产。文中还严辞抨击秦以来的君主“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所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在《吏道》一文中，他又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是为害人民、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直接原因。邓牧的救弊方案是“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这当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他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的批判，还是强有力的。
邓牧另有《寓屋壁记》和《逆旅壁记》，是两篇辞旨隽永的小品，如《四库提要》云：“稍露繁华消歇之感，余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实则表达了元初文人悲愤、虚无的心态。
仇远（1247—1326）字仁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在宋末已有诗名，入元后做过溧阳教授，晚年优游湖山以终。有《金渊集》。
在元初的诗人中，仇远的性格颇为洒脱、或者从另一种意义说，颇为颓放。这其实是因为无法把人生建立在某种坚定的价值观上，而以通脱的态度为自解。所以，在他的诗中，既集中表现了当时读书人空幻、消极的心态，又深藏着难以言说的苦闷。如《醉醒吟》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醒我独醉。先生何苦与世违，醒醉之中有深意。”在论醉说醒中反映着他对世态的无奈和不满。于是宣称“卿法吾情各行志”，意思是“法”既不足为凭，那么只能循“情”而行。他的《酒边》写道：“却有一尊春酿在，醉眠犹胜楚三闾。”和元代许多散曲一样，否定了以屈原为象征的“忠”的传统信条。对仇远来说，脱离对传统价值观的依傍而转向个人的存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实在是现实所造成的无奈，但这却代表着文人的新的人生取向。
仇远于诗自言：“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
（见方凤《山村遗集序》）以宗唐和复古作为对宋诗的反动，这是元初诗人的普遍倾向。他的诗作以七律较著名，于清新圆畅的语言中表现出人事变迁的感慨和凄楚蕴结的心情，如《次胡苇杭韵》：
曾识清明上巳时，懒能游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过，杜宇不鸣春自归。双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来稀。江南尚有余寒在，莫倚东风褪絮衣。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奉化（今属浙江）人。早年游学杭州，宋咸淳间进士，任建康府教授。元军南下他流离转徙。大德年间，一度为信州教授。后有朝官推荐他为修撰、博士，力辞不就。有《剡源文集》。
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唐风”、力矫宋诗之弊的有力人物，特别是对理学和科举制度破坏文学艺术的现象，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记载他“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许多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如《方使君诗序》记南宋末都城临安士人的风气：“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张仲实诗序》又言，时人“见有横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元史》中说戴表元于至元、大德间，在东南一带“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戴表元在南宋破灭后流落颠沛于浙中一带，他的诗大量记载了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行妇怨次李编校韵》、《江行杂书》、《南山下行》等等，都是伤时悯乱、悲忧感愤之辞，读来感人至深。
不过，前人称他“力变宋季余习”，乃指他“诗律雅秀”的五、七言近体（《元诗选》）。如《西兴马上》：
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
此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虽然意思浅，不像宋诗那样曲折或带有理趣，但颇有韵致，在当时意味着艺术规范的转化。
戴表元也以文章著名。他的记、序一类散文，笔调清新流畅，看似和欧阳修等人的风格相近，却没有偏爱说理的毛病。如《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词人张炎少年时代作为贵游公子的翩翩风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怀穷达的神态，文辞简洁而传神，流露出亲切自然的感情。这一类文章摆脱堂皇的议论而完全立足于人生的真实体验，应该说是文学的进步。
在元代前期诗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赵孟。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有《松雪斋集》。他作为宋皇室后裔，十四岁即以父荫补官。宋亡家居，三十三岁时应征出仕于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受到蒙古统治者很高的礼遇。但对于赵孟来说，特殊的家世使他对故国的怀恋难以淡忘，称臣于新主的耻辱也无法平复，心中总是充满悔恨和苦闷。只是，一方面从前的贵族地位涵育了他的谨重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敏感的身份，无论仕元前还是以后，他的言行举止都不能不小心翼翼。因此，他无法以颓放的姿态求得自我解脱，也难以直率坦露地抒发情怀，而只能以一种稍稍隔远的态度，在高古旷逸的情调中寻求精神支撑，这就形成了顾嗣立《元诗选》所言“风流儒雅”的特征。
对北方诗人来说，这位文化修养深厚的“宋王孙”虽是失败者，却代表了更高的文化典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元诗选》引元中叶诗人欧阳玄的话说，元初北方诗歌尚有金人“尚号呼”（即粗犷而不精雅）的余习，到他的时代就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的契机，顾嗣立指出就是赵氏的北上。
赵孟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徘徊白露下，郁邑谁能知？”（《咏怀六首》）“顾瞻靡所骋，忧心惄如捣”（《古风十首》）等，令人想起阮籍。显然在难以明确表达的复杂心绪上，他从阮籍一类诗人身上找到了契合。有时他又效仿陶渊明，通过体验高洁的人格来获得心灵的平静，如《东郊》：
晨兴理孤榜，薄言东郊游。清风吹我衣，入袂寒飕飕。幽花媚时节，弱蒋依寒流。山开碧云敛，日出白烟收。旷望得所怀，欣然消我忧。中流望城郭，葱葱佳气稠。人生亦已繁，惠养要须周。约身不愿余，尚恐乏所求。且当置勿念，乘化终归休。
这种诗可以说是“简淡平和”的，而内在的情感却并不淡薄。
在推进元诗“复古”的风气中，赵氏是有力人物之一，但要注意这不是为复古而复古。
赵孟于近体诗推尊唐人。他的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见长，令人想起他的书法。但也有写得较为深厚的，如著名的《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衣冠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难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诗中流动着悲凉缠绵的故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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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代中期
诗文到了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渐渐平复，元朝的统治较为稳定，经济较以前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同时，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得到恢复，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文人的心态也多少趋向平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以京师为中心的诗坛，由赵孟带来的“风流儒雅”的诗风得到推展而成为主流，而且在赵氏诗中所蕴藏的历史与个人身世的伤感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这时的诗歌几乎有一种“盛世之音”的味道。其主要作家，就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他们在大德、延祐间（1297—1320）先后任职于京城，遂相互唱和切磋，而成为宗师式的人物。
四家的诗仍沿着与宋诗相背的轨迹。如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即表明了他们宗唐复古的取向。在诗艺方面，他们发表了不少见解，对诗的结构的安排、声律的调节、字句的锤炼，都加以仔细的探究，巩固和发展了前期诗歌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讲究诗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重视文学与“治道”、“教化”的依存关系，创作中又有一种个性收缩和伦理回归的倾向。明人胡应麟评四家，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诗薮》），指出四家诗风各异；然而从总体上说，他们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整一性，即讲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辞典雅，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或纵恣的表现，而崇尚一种合乎正统美学趣味的风格。
对元四家，历来不乏“为有元一代之极盛”的评价，这其实是从“风流儒雅”这一类正统美学趣味而言的。如果单论诗歌写作的精致，他们确实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说由热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诗中的生气，则四家的诗比较前期、后期均为逊色。我们只能说它是元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早年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性理之学”。大德初至京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历数朝皆受优宠，诗文中不乏歌颂朝廷盛德之作，如《金马图》所谓“太平疆宇大无外，外户连城无闭夜”之类。
但同时不少作品仍带有一种惆怅、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