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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过她求婚的事情，而她把自己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他只是个寻找固定性伴侣的老色鬼，而且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荒唐！我应该给自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好小伙子。我最后会把她留在某个偏僻的慢性病患者疗养院里腐烂——这是她为自己设想出的最糟糕的状况，我意识自己告诉她这条消息的时候，可能并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震惊感。不管怎样，她的医生告诉我她的身体很差，必须立刻住院。
然后，另外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我的母亲回到家里，现在每天都需要精心的照料，我告诉我的上司不能接受他的求婚，而且在这种状况下，我最好还是辞职。我记得他的眼睛里透出那孩子般的忧伤与失望。三个星期之后，我离开的时候，他带我去伊丽莎白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整晚他都在开心地说话。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坐在车里，非常尴尬地试图道别，这时候我转过身，无拘无束、充满爱怜地亲吻了他。从那一天开始，我筑起了心中的堡垒，就像我母亲那样。毫无疑问，我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我的母亲。不管怎样，母亲可能非常正确。我辞职的时候二十四岁，上司四十一岁。我之后只是偶尔在街上遇到过他一两次。我们礼貌地寒暄之后，就各走各的了。他一直没有结婚。两年之后他死于脑溢血，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回想起这件事来，我并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而感到非常懊悔，但是我一直后悔没有答应做他的情人。这些事实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出来，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开始变糟，而不是要为自己在即将发生的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任何开脱。
我现在得谈谈钱。失去了那份还算丰厚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就必须精打细算，母亲认为，既然我在高级教育证书经济学的考试里得了及格分，我就肯定能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去打理钱财。因此，很快我就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全部财务情况，我的母亲很快就欣慰地把全部责任交给了我。
房子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房子上设定了组合按揭和人寿保险。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房子太大了，但是现在的市价是父亲二十五年前购买时候的十倍，而且他去世之后房产归我们所有。当时我母亲的各种股票还有两千英镑左右的可变现市值，我自己在劳埃德银行的储蓄账户里也有八百多英镑。除此之外，我的母亲还有一小份遗孀养老金，这是父亲当时在出版社办理的保险，从这时候开始，我还向社会保障部申请了一份赡养津贴。随后的十年里，我在家里接了不少打字的活——大部分是博士论文或者文坛新星的手稿之类。
所以我们的生活还算安稳舒适。接着，两年前股市暴跌，我听从别人的劝说，抛出了母亲的全部股票，换回不到五百英镑。
其实只要我再持有六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至少远没有这样糟糕，但是当时人们都很害怕股市完全崩盘。后面几个星期里股价跌得更低，好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其实是我被误导而做了灾难性的决定。
我尽量不把这些告诉母亲，其实这也不难。
她对金融事务一窍不通。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精打细算地用好自己的一点点钱，而且从来不让母亲操心或是过分关注这类事情。父亲去世之后，责任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纤弱的肩膀上，我的母亲满心希望一切都好。如果让她担忧，我就会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随后决定（要记住这只是两年之前）把我们剩余的全部资产用在一项我认为不错的投资上。我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大，我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把房子分成两部分，母亲和我住在一楼，另外一家住在二楼。我想把前厅分割一下，这样楼梯就可以直接通往完全独立的居所。楼上已经有厕所和淋浴间了，主要的改建工程只是楼上的厨房水池和楼下的淋浴房，还有第二扇前门，这样就不需要共用钥匙或者门铃，而且没有邮件投递的问题。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一位朋友（是的，我马上就会提到）为我做了一份简洁的小方案，得知不需要申请规划批准之后，我开始询问工程预算。虽然报价高得惊人，但是我认定我们可以接受报价最低的一千五百英镑。所以我继续下去，几个月之后工程开始了，大堆的沙土和建筑木板出现在前门的车道上。事情进展都很顺利，直到去年二月，母亲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她听说在瑞士有一家很棒的诊所，专门治疗并且照看多重硬化症的病人。虽然没有保证什么神奇疗效，但是有很多满意的病人都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随信寄来的宣传册上包括了三星期疗程的全部细节，还有诊所的彩色照片，诊所俯瞰图恩湖，背后是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还有山麓上生机勃勃的虎耳草和火绒草。花费是六百三十英镑，包括希思罗到巴塞尔 1 的往1 巴塞尔（Basel），瑞士第三大城市，有始建于十四世纪的巴塞尔大学，化工和制药行业发达。
返机票和往返诊所的交通费。我之前一直不清楚金钱有多么残酷无情，如果我有这笔钱，母亲就可以去。如果我没有，她就不能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比较怀疑母亲的病能否治好，但是那家诊所明显声誉很好，而且我知道母亲出国一段时间会有好处。她已经有十八个月没有离开过家了，甚至经常懒得起床坐到她的轮椅里。但是现在，很多年来第一次，她自己下定了决心。她想去那里，而且对此充满期待。她真的去了。她离开的三个星期里，尽管我尽量拼命工作，白天做临时打字员，晚上做侍者，但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而且再次发现了生活的一些乐趣。然而事情并非都很顺利。建筑工人们发现了意料之外的房屋断裂，然后我收到了建筑公司老板的来信，他说如果工程需要正常开展，总预算就要增加三百五十英镑。母亲的归来当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发现一楼的排水管也需要更换，而这时，我不得不让建筑工人停工几个星期，因为我没办法支付下个月的工钱。夏天过到一半的时候，我已是山穷水尽。就在那个时候，我去见了劳森牧师。
39鲁思·罗林森小姐的证言（续）我第一次去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时候，我还是牛津高中唱诗班的成员，当时我们和牛津扩充唱诗班一起演唱斯坦纳的《耶稣受难记》1。我们之中有些人后来还去那里演唱过，特别是唱诗班缺少女高音和女低音演唱帕莱斯特里纳的弥撒音乐。
因此我认识了那里的一些人，而且开始感到在那里非常自在。不久我就成了唱诗班的正式成员，不是因为我笃信英国国教高教派，而是因为我喜欢拥有不同的活动和社交对象。那里有一位老夫人，每天早上都打扫教堂——她是因为关节炎而腿瘸得厉害，提着拖把和水桶这样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她的信仰和意愿，我和她很熟，有一天我和她聊天，她简单而高兴地说，她希望某一天上帝会因为她所做的一切而1 约翰·斯坦纳（John Stainer，18401901），英国作曲家和管风琴家，牛津大学音乐教授，《耶稣受难记》（The Crucifixion）创作于一八八七年。
奖赏她，但是如果上帝认定她不值得奖赏，她还是愿意赞美和荣耀上帝，感激他赐给她的祝福。我对此没有感到惊讶或者怀疑，而是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去世之后，我发誓自己至少要接过她这份善功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在这里做些擦擦洗洗的事情，而且就像这位老夫人经历过的一样，体会到一些满足感。在这段自我强加的休行期间，我自然和莱昂内尔·劳森熟悉起来，就像我说过的，当我再也无法处理我们的财务危机的时候，我去向他求助。他告诉我，如果我只是为钱发愁，那么我可以而且应该立刻忘掉这些烦恼，这时候我得到了生命里最大的惊喜之一。他问我需要什么，我告诉他之后，他坐到办公桌前（我注意到那里有一把十字架形状的裁纸刀），给我写了一张五百英镑的支票。这一切就像是奇迹，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钱或是如何才能感谢他，他只是说可能有一天他也会遇上麻烦，而如果他真有麻烦，他想知道我会不会尽力帮助他。我当然保证会为他做任何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多么希望并且祈祷有一天，我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作为回报。那天离开牧师住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男人从楼下的厨房里走出来。我一下子没有认出他，尽管他的面孔看上去很熟悉。他衣着相当寒酸，但是刚刚刮过脸，头发也刚刚理过。我知道莱昂内尔会带一些教会军旅馆里的人和自己住上一两天，有时候还会劝他们参加教堂礼拜。然后我认出了他。他和莱昂内尔年纪相仿，身材也差不多，但是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刮脸，长长的头发也是脏兮兮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莱昂内尔的弟弟菲利普。
这件事之后不久，哈里·约瑟夫斯进入了我的生活。去年夏末的时候，出于各种原因，教堂一些成员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了那条恶心的传言，说莱昂内尔喜欢唱诗班男孩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应有的范围，但是我对此很难相信。直到现在，我都还坚信如果莱昂内尔确实有某种同性恋倾向，他的这种弱点也非常轻微，而且完全消极。但是另一条流言好像所有人都听说过，就是教堂风琴手保罗·默里斯非常迷恋哈里·约瑟夫斯的妻子布伦达，后者总是送哈里来参加礼拜。因为某些原因，哈里的驾照被吊销了。
人们经常看到布伦达和保罗说话，虽然她自己很少留在教堂里做礼拜。还有一位女教民告诉过我，她曾经看到他们手牵着手。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我越发怀疑第二则流言可能是真的。
然后我知道确有其事，因为哈里·约瑟夫斯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