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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越发尖酸刻薄，根本不听他的。至于迪恩，我发现他嗓音变得深沉有力。他已经长大成人，可在我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那个在我们第一次智利之行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屁颠屁颠走在我身边的小不点儿。
有几个晚上我壮起胆子去贝尔法斯特城里，结果不是发现又失去一位朋友，就是又有一家酒吧或是夜总会给我冷板凳坐。我的交际圈只剩下“信仰”酒吧的迈克尔和埃德娜，再加上布伦丹和另外两三个人。
十一月初，沉沦之中，我采取了两大行动。第一就是邀请布伦丹搬到公寓里来。我正竭力想弄清楚，大难临头的感觉究竟是这座城市造成的，还是陷入孤独生活导致的；这种时候有个伴儿，也许能使局面稍有改观。
第二个行动就是再旅行一次。这个决定做得毫无热情，纯粹出于一线模糊希望，想试试看能否找回一点往日的灵感。我几乎都没钱付旅费了，幸亏事先从一两位史密斯先生者流搞到了一两张信用卡，其中一位入住的还是咱们的老相识巴莫拉尔酒店。如此这般，一天晚上我便预订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致电机场，结果订的机票出了问题。瞧瞧，连把自己弄上飞机都成问题了。
另外那张卡。我把第二张卡找出来，决定转飞爱丁堡。订好航班后我又订了玻璃房酒店的八十一号房。那儿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但为求万全，还是得从爱丁堡机场发一纸传真过去。我打开电脑，从网页上抓了一个图标，拖到一个文档里，很快就做好了一张还算过得去的公函。
真够惨的，我口袋里只装着一张信用卡，公寓里的现金少得可怜。天无绝人之路，从前没绝过，现在也不会。到了爱丁堡，我一定有办法弄到一些钱。钱包里一堆信用卡都属假冒，但在我一团乱麻的脑子中，却还记着好几套可用的身份呢。
要把这些身份派上用场，就得干一些额外工作，也就意味着我没多少时间好磨蹭了。我匆匆披上外套，三下五除二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公寓。最后一分钟，我删掉电脑中所有信息，然后走出门去。没有频频回首、深情环顾，或诸如此类的戏剧化动作。再说了，犯得着吗？
那一天是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
第十三章 最后的审判（1）
好啦，最后一站。还有伊斯盖特。啊，伊斯盖特。如今，想起这人和他干的事，我不禁会心一笑。没法儿不佩服他。当时一走进等候室，我立刻就猜出哪位是伊斯盖特。旁人谈笑风生｜奇^_^书…_…网｜，他却与众不同——腰板儿笔直，身上散发出自然而然的自信，那正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
起先——先是在等候室里，然后又在去机场的警车上——气氛有点微妙，好像我俩都希望别人走开，让我们私底下好好掂量一下对方。曼彻斯特警方送我们下了车，走进机场时，伊斯盖特把我叫住。
“艾略特，我不打算铐你，”他微笑着说，“你不会溜掉吧？”
“不会。”
我们在机场大楼里蜿蜒前行，伊斯盖特不断亮出警卡。一条条办公走廊，一道道未加标志的门。我尽力揣摩他手里掌握了多少东西。他不能跟我说太多，但从他漏出的一点口风中，可以肯定他有足够弹药来收拾我。
加拿大并未提起，这多少令人松一口气。对于我为规避法网而走出的妙招，他无可奈何，不可能追加任何控罪；然而要是他心怀恶意，我的日子只会更难过。一个遭人鄙视的警察可能格外危险，可伊斯盖特似乎对他的工作心满意足。
在飞机上，他宣称不会跟我玩花招，我说我也一定坦诚相待。我这么说几乎是出于条件反射，可当时身处狭小逼仄的经济舱座位，话一出口我竟惊讶地意识到其实那是我的真实想法。紧接着我感到如释重负，诚实做人的前景就在眼前，我觉得终于可以一劳永逸地卸下背上的沉重包袱了。
一路上，我没完没了地跟伊斯盖特攀谈，然而他要么咧嘴笑笑、摇摇头，要么就干脆不接我的茬。我晕头转向，神经兮兮，肯定像个兴奋过度的小鬼头。伊斯盖特初次在警署见到我时还以为警方抓错了人，如果那让他失望，现在看到我在南下飞机上的调皮捣蛋，只怕失望之情更要加倍了。
我的律师一到希思罗警署提供咨询，伊斯盖特就向他出示了指控我的示例罪名。主要是关于航班方面的，我痛痛快快全认了，话说回来，不认也不行啊。即便没有闭路电视或静态照片，他一定也掌握了有关人士的描述，甚至还有证人。他此举是一着缓兵之计，一边将我还押候审，一边赢得时间把控罪全部列出来。看看头几项控罪，就知道他肯定不是单枪匹马。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早就在一边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了。
如此，伊斯盖特自去整理他那边的资料，而我则在苦艾林监狱拘押所忙我那头，食宿都由监狱方面慷慨地包了下来。与我过往的牢狱之灾相比，那里条件算是不赖。尽管没人逼我，我还是找了份清洁工的活儿来打发日子，免得整天老想着判决的事儿。
我对罪名供认不讳，没什么好说的。这样做自有道理，本来也不是件值得去争的事情。伊斯盖特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跟信用卡公司谈，一会儿跟航空公司谈，此外还得联系迪克兰•；法雷尔和加拿大警方。每次我见他或是我的律师来访时，总是又伴随着一大堆新的控罪。有时也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某个已然忘怀的时刻在我沉睡的记忆中被唤醒，某次旅程或某个夜晚栩栩如生浮上脑际，于是不管谁在屋里，我都会乐呵呵讲起当时的种种好玩情景。
（我得说，显然伊斯盖特手里并未掌握全部证据。同样显然的是，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把什么都端出来。）
一位心理学家来对我进行评估，比起刷厕所来，这可是一大消遣。她人很好相处，让我做各种各样的简单测试，还小心翼翼问了一下我那乱七八糟的童年。我知道她想听什么，并尽量如实相告，尽管有时禁不住会插科打诨几句，把气氛弄得轻松点。
信用卡公司与伊斯盖特往来的所有文件按规定都复印了一份给我和我的律师，有几份还包括信用卡公司安全部人员写给他的便条。有的写着：“干得好！”有的写着：“好消息！”还有一张写着：“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我把那张便条钉在牢房墙壁上。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后来，我拿这张条子把妈妈给逗笑了。
很清楚，愈来愈多的控罪意味着我前景不妙。我的律师一开始说可能会判个一两年，然而随着控罪数目增加，她改口说大概四五年。新的控罪不断出土，判决因之一拖再拖。虽说律师竭力为我争取较短的刑期，但谁都知道她并没有多少转圜余地。
到后来，面对好几百条控罪和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发来那些足以让我陷入万劫不复困境的总结时，她完全放弃猜测了。她告诉我（我巴不得没问过她）最多可能判十年。但据她说，获刑十年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听到这话，我好像该开心点？
我竭力让父母对我遭到长期监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试着让他们宽心，别把刑期太放在心上，并且言之凿凿：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蹲监狱了。不难理解，一开始他们对我的话不屑一顾，说这不是我头一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悔过自新了。然而，在长达五个月的候审期中，我最终还是做成了说服工作。先是妈妈，随后是爸爸，都相信了我这次发下的誓言。那是五个月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刻。
到那时，我对监狱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跟所有监狱常客一样，身陷囹圄的最大问题不是恐惧，而是无聊。我对牢头和狱友都很礼貌，跟他们挺谈得来，并且像个机器人似的按部就班打扫卫生，一边揣想悬而未决的判决，回忆我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罪行，偶尔也会想起远方的某个城市或一家夜总会。
由于我的案子要在刑事法庭受审，一位诉讼律师被指派为我辩护。庭审前几个星期，他开始来监狱和我见面。这是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尽管一扯到判决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我进行的心理测试报告这会儿已经下来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我自己也觉得报告挺好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被描写成一个智力超群的年青人，IQ水平在全英国人口中高居于顶尖7。3％中。我的非言语推理能力极其出色，掌握的词汇量高于平均水准。您要觉得我有点自吹自擂，那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过请想想，这可是当年在中、小学里，老师、同学们最瞧不上眼的人哪！那时节，成绩单上哪怕最微小的成就，我也要付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取得。
比我的智力测试成绩更罕见的，是那位心理学家让我做的记忆测试。毫不奇怪，由于这一测试所验证的才能（一向被我所滥用的），我对测试结果记得一清二楚。她给了我40样东西，让我记住。第一轮我就记住了13样，高于10。9的平均水平。一个半钟头后，该轮测试结束时，心理学家让我再次回想。此阶段的平均成绩降至9。2，而我是14。
诉讼律师大为惊异，告诉我说，这是难得的天才。我表示赞同，但找补了一句，这也是此刻我坐在牢房里跟他交谈的原因之一。他很欣赏这一见解。对于我吹小号的罕有才能——那是我向心理学家透露的一项技能——他也很吃惊。他纠缠着这一点不放，弄得我差点笑出声来，他却面色凝重地坚持认为这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类事情说明你愿意学习，”他说。“谁知道，没准儿法官也吹小号呢！”
总而言之，他接下来的担子可不轻：把死马当活马医。而他显然拿定主意，想得到的治疗手段全都得用上。
庭审日期定了下来，说是这回肯定不会再耽搁。开庭前一个晚上，我给父母打电话，轮流和他俩说了会儿话。妈妈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