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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反应。这种环境、这帮妙人让我心旌摇荡，到后来她们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派对，我便高叫道“坐我的豪华加长车去，就在外面！”她们中一个笑说：“太棒了。”
派对所在是一个公寓，其面积之大，放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有些过头。那天清晨我正巧在报上读到，在纽约，一个公寓单间就能卖到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公寓，一般人绝对无法问津。一扇巨大的窗户俯瞰大片树丛，我发现那正是中央公园，一时激动不已。我向一个人打探这家公寓的主人是谁，大伙儿都笑了，答曰“那人。”在巴特菲尔德的派对上可不能这样说话，但在这里，却似乎恰到好处。
一位DJ在角落里掌管音乐，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侍者端着盛放鸡尾酒和香槟的银色托盘来回穿梭。我跟随一些人走上长长的楼梯，发现自己来到屋顶上。尽头处砌着一堵矮墙，望下去仍然是中央公园；四周，霓虹灯和月光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城市楼群熠熠闪亮。角落上有张桌子，一个微笑的胖男人和两个金发碧眼美女围桌而坐。
听到我的口音，他们招呼我坐下，为我要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忙不迭谈论起他们最喜欢的英国景点来。他们提到的几乎每个名字——酒店、酒吧、夜总会、精品店，都给了我贡献自己独到见解的机会。
我略显鄙夷地评价了英国一家著名酒店的客房服务，金发碧眼女士中的一位张大了嘴巴。“没错！我一直就这么说。”虽然大受欢迎，得意洋洋，我还是决定见好就收，于是起身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与人四目相接时，对方或微笑，或点头致意，或虽然无所表示却传达对我认可的信息。回到街上，我在一排亮闪闪的车中搜寻我的豪华轿车。突然，司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看哪，”他边说边指着一个我在派对上见过的人，那家伙正朝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走去。他穿着一身不错的西装，能认出是阿玛尼。挽在他手臂上的，是位身材有如橱窗中人体模型的女人。
“你认出他了吧，伙计？”司机问，他的声音因吃惊而显得十分孩子气。
我并没有，不过那无关紧要。此人走过来为同伴开车门，就在这时我窥测到了别的什么。我打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做派似乎轻而易举就使周围的空气带上了电荷。我打量他的服饰和他穿衣的方式。在他略为转头的一瞬，我瞥见了他的脸，眼神中是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毋宁说，是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方式。他看起来就像我。
在从纽约返回的飞机上，我从别人手里借了本杂志看，上面有一篇对一位前英国军情五处特工的专访。据他说，任务在身的军情五处特工经常对朋友说在国防部工作，自以为这样就不至于因向周围的人撒谎而心存愧疚了。
因为撒谎而内疚？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但酒店顾问一职总会让人问个没完没了，弄不好就会露馅。所以，有一天在都柏林一家酒吧，我碰到一个名叫德蒙特，举止优雅的小伙子，而对方说开着一家保安公司时，我就脸不红心不跳地插了进去……
“噢，有意思，我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
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英国间谍，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但德蒙特一点不起疑就信了我的话。他是个招人喜欢、风趣幽默的小伙子，正千方百计让公司起飞。我对奋发向上的人总是敬仰有加的，于是热情洋溢地和他探讨起了发展大计。
很快，我便每天早晨离开900英镑一晚的客房，吃过早餐，缓缓步行到德蒙特小小的办公室。他和他母亲会热情接待我，然后我会花一两个钟头向他们传授自己非同凡响的安全工作经历。我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不时查看一下各种文件。我手持文件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像模像样地读一阵子，然后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不了多久我会感觉无聊，于是抽身走开，约好晚些时在酒吧与德蒙特会合，听取他一天工作后的汇报。
信不信由您，对这种安排我们俩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我起先就告诉过他我的工作就是在都柏林搞研究，但可研究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德蒙特似乎很喜欢有我做伴，在办公室里偶尔我还真能帮上忙，特别是清洁键盘之类，我对此道的擅长还多亏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办公室当差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有了伴儿，又能打发时间，还能体味体味过正常人生活的妙处，下午时分再去观赏那些劳力士手表也不迟。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里，德蒙特的母亲提到要去都柏林机场买一张10月份的票，准备去曼彻斯特旅游。当时才8月，但她没有信用卡，所以想提前预订。我听后一跃而起，调出一大堆网站，然后告诉她，我会马上替她搞定需要的航班。机票订好了，她打开钱包，把现金如数付给我。
我从她手中接过了钱……
我想放慢点，在这儿稍为停一下。我曾试图理性地阐释一下这一时刻，却总不成功。在我曲折的犯罪道路上有过许多刺眼的罪恶场景，但这一刻或许是最刺目的一次。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但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
第六章 游走三大洲（1）
一周后，我坐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喝着咖啡，看外面大雨倾盆，淅淅沥沥浇打在悉尼歌剧院墙上。离开英国时还是盛夏，飞行二十二个钟头后，我来到世界另一端，已然置身冬季。不管怎样，又一个景点从我单子上勾掉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起的，盖得像个贝壳的这座建筑物。
那天，我坐在头等舱软皮座椅上风头十足，有空姐围着转，一天的飞行还算差强人意。我翻完一本旅游指南又读了一本小说，每隔一会儿就按按头顶上的召唤按钮。不久按钮就遭了殃，我老习惯性地去按，脑中却是一片空白，直到空姐站在面前才想到要点什么。最后我终于在印度洋上空某处沉沉入梦，空姐们一定暗自庆幸。
毋庸赘言，我没坐英航的飞机。机场走廊里那几个人，那次稀里糊涂的事故，一直让我惴惴不安。英航想抓我可以理解，令人惊奇的是警察却没利用他们手中的信息跟进。很难设想我过去几个月的荒唐行径还换不来一纸逮捕令，只能假定那班木脑瓜正按部就班层层上报呢。
无疑，很快就会有其他机构加入英航对我的围追堵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一来我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防范措施，二来最近几次旅行使我信心大增，所以对此事我坦然接受，只当是我又有长进的明证。
那天，几个人放我离开希思罗之后，我去了伦敦，仍旧住在圣马丁。第二天早晨搭火车回格拉斯哥，一路上都在琢磨下一个目的地去哪儿。回到家，才发现家人早就另有打算。吃饭时大家说起，父亲和迪恩将回智利去住一个月。此行半是为了兜风，半是为了拜访卡斯特罗家族不同的支派。
我感到我父亲盯着我。
“你去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他神情紧张，咄咄逼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左右为难。他在挑战我，要我拿出证据证明我那事业有成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但更重要的是，他想把我拉回正道。
我真的好想接受父亲的要求，多少减轻点他和妈妈没说出口的担心，但实在没办法。虽然我的诈骗事业一周比一周顺当，可谁也不知道命运什么时候会来个急转弯，一下子断掉我的财路，或者逼得我暂时消声匿迹。我含糊其辞地说工作上有些事脱不开，过后再告诉他能不能去。父亲掉过头，直勾勾盯着餐盘，不再开口。
第二天，家里气氛仍然紧张。我逃出家门，先飞到希思罗，然后马不停蹄来到澳大利亚。此刻，看着窗外的大雨，我苦苦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入住的是一家时髦酒店，窗外就是打令港，海港大桥清晰可见；但天气这么糟糕，再加上时差还没调过来，我身处海外时惯常会体验到的兴奋感不免大打折扣。晚上我依旧外出，中了邪一样挥金如土，但白天，我不是睡觉就是呆坐着回想过去两周发生的事。
我决定还是去智利。此刻我生活中唯一担心的就是家中的紧张气氛。诈骗方面，我从未如此满足、如此高枕无忧过，也从未享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要是与父亲和迪恩在智利待上一个月，那就堪称完美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了会儿笼罩悉尼港的蒙蒙烟雨，然后给巴特尔菲尔德打了个电话。接听的是父亲。我解释说有点公事在法国开会，但已经找到了脱身之计，可以去智利了。他尽力做无所谓状，但从电话中还是能觉察到他的高兴。
挂线后，我拿出笔记本电脑上网。稍加搜索，就找到了我所要的——经希思罗转飞智利的航班，其间有几小时停留时间。机场风险不大，还可以继续利用，但待太久就必要了。
我已跟父亲说过他们那次航班满员，其实是我根本不想与他们搭同一趟飞机。说不定哪儿又出个纰漏，警方再次把我拽下飞机。万一我被抓，虽说他们最终会得知，但还是别让他们亲眼看到那档子事为好。
并且，我知道父亲不会同意我订头等舱。他渴望重返卡斯特罗家族故乡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怀着宗教般的热诚省吃俭用。他把此行看作一次朝圣，毕恭毕敬，一丝不苟。我这边舒舒服服躺在头等舱座椅上，他那厢局促难耐挤在经济舱里。想到这里，我不禁吃吃笑出声来。不过我不是成心的。
从澳大利亚回到格拉斯哥时，他们已经出发了，但即便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碰到他们。我利用剩余的时间奔跑于外币兑换所之间，把手中卡上的钱都取出来。有两张卡在悉尼一直还能用，但抵达伦敦时发现被停掉了。我开始为筹措下个月的资金感到紧张。
每当这种轻微的歇斯底里症周期性发作时，我做起事来便不顾一切，把所有的行动准则抛到脑后。登机通知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