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发出的对讲机嚓嚓声湮没了所有声响。我撒手转身就跑，购物袋尚未跌落到地板上，我人已经沿走廊朝备用楼梯奔出几米远。
背后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随后是叫喊声，不过我已经跑远了。我双臂张开搭在扶栏上，飞速沿楼梯下滑。快到楼梯底部时，我使尽浑身力气跃过一扇门，里面是厨房，我步子丝毫未减，厨师们肯定被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穿过满屋的腾腾热气，我跑到外边。
一条小巷。一端是墙，我慌忙折回到另一端，然后融入午后的人流中。我依旧惊慌失措地横冲直撞，不觉间早已汗流浃背，引来许多人惊异好奇的目光，于是我转身拐到一条安静些的路上。一辆孤零零的汽车朝我慢慢驶来，我本能地伸出一只手冲上前去。
车晃晃悠悠停下来，我疾步跑到驾驶窗前。里面是一位老者，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拿出钱包在他面前一晃。
“加拿大特工！”我大叫，随即跳入后座。“快走！”
他惊得几乎僵住了，然后转向我，一副充分配合的表情。
“哇，特工啊，好，咱去哪儿？”
“机场，”我边说边在后座上低下身子，不让人从车窗外看到。“开车吧。”
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怪异”两个字来形容。前座是一位和善、爱国的加拿大人，尽其胆量所及高速驶向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后排是一位苏格兰诈骗犯，几乎脚上头下地楔在座位上，汗流浃背，偶尔念念有词，用加拿大口音为司机加油。
这可事关国家安全，我从车腹中朝他大喊。我记下了车牌号，我叫道，并会因他对国家的贡献而请求有关部门嘉奖。不过，他或许可以把车开慢些，我边试着把身子掉过来好系安全带边补充道。我们并不想惹来太多注意。
“咱是个退伍军人，”他嚷回来，“能帮上忙是咱的荣幸。”
车子已驶到城外，我在后座挺直身子，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尽力缓和笼罩心头几乎要将我吞噬掉的恐惧感。
“要不要把你送到机场警署？”
“不，”我喊道，“不用，主出口就行，谢谢。”
“没问题，先生。”
我在镜子里窥查到他的表情，那是警觉中夹杂着兴奋。到达机场后，我向他再三道谢，然后惴惴不安侧身进入大楼。我完全地、彻底地吓坏了。机场通常是一名外国罪犯最有可能选择的逃生地，再则，他们此刻一定已发现我的护照不在房间。他们随时可能找到我，我现在就必须离开。
下一班飞机前往芝加哥。我想或许他们会只盯住欧洲航班。忽然一个激灵，新的问题来了：拿什么付款？我掏出大来俱乐部卡，可这张卡肯定已被冻结，不能再冒险使用。除此之外，我身上仅剩一百美元现金和大约同样数额的英镑。
我躲进卫生间，用纸巾拼命擦去额头冒个不停的汗水，试图镇静下来，可两腿还是直发软，每次有人开门，我都下意识地看来人是否身穿制服，手拎手铐。别无他法，唯一可行的就是打电话让母亲为我预定一趟航班。返程票已不能再用，因为是用有问题的卡买的。
不能给妈妈打电话。让她知道我的困境，如同被逮住一样难以忍受。当然我可以编个故事，但那样做实在不体面，而且会耽搁太久。我凝神盯着镜子中的自己。为什么没有未雨绸缪？哦不对，我是未雨绸缪了！心砰砰跳着，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纸。在圣马丁酒店徽标下，潦草地记着我收集的信用卡详情，那是我的一着马后炮，迟了很久的马后炮。但毕竟我走了这一着。
我折回航站楼，躲在角落上一根柱子后面。我先记下飞芝加哥的航班的航空公司名字，然后细看换票柜台后面墙上悬挂的广告牌。那家航空公司在上面，我勉强看清了订票电话。我找到一个电话亭打给这家公司，声称是卡斯特罗先生的同事，正从多伦多一个会议上打电话过去，想为他预订飞芝加哥这趟航班的机票。
警察一定就我的名字发通报了，因此必须适度遮掩一下。惊恐与压力之下，我多长了一个心眼。票是以艾利特·卡斯提罗的名义预订的。我挂断电话，紧闭双目。等了足足一分钟后，我硬着头皮向换票柜台走去。一位在英国的同事帮我预订了这趟芝加哥航班，我轻松随意地说道。
女工作人员接过护照，敲了几下键。只见她眉头紧皱，盯着屏幕说：“这个名字下面什么也没有”。
“你确定吗？”我问道，不过我发现她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我故意弄错的订票信息上了。
“哦，对了，在这儿，给拼错了。”她抱歉地解释。
“是吗？”我近乎疯狂地哈哈一笑，“没关系。”
通过安检和登机口后，我如释重负，本以为这一关会旷时持久困难重重，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我第一个登机，随后坐下来凝神盯着窗外，人们陆陆续续上来。直到飞机启动、加速、飞离跑道，我才敢相信，自己逃过这一劫了。
加拿大警方或许会识破我的拼写骗局，我承认，但他们先得跟美国相关部门联系，手续一定很麻烦，耽搁的时间足以让我再次逃脱。我打算乘坐首班离开芝加哥的飞机，但愿在相关人员研究出我从酒店走廊出逃的路线之前，能够返回英国。
这不算完，英国警署终究会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倒不打紧。毕竟，仅凭曼彻斯特指控一项，就够我在监狱蹲一阵子了。
眼下，我必须离开芝加哥——我还真办到了，去了纽约——然后利用应急的其他信用卡信息前往希思罗机场。七天前本人还坐头等舱穿越大西洋，这倒好，又坐难受的经济舱飞回来，担惊受怕，筋疲力竭，一件行李也没有，身上只有护照和一张皱巴巴的酒店信笺。
返回英国后，我躲到格拉斯哥，在那里休息了几天，慢慢从惊恐中解脱出来，同时还得想方设法回避爸妈逼人的尴尬拷问。酒店大逃亡一路的心惊胆战渐渐舒缓，取而代之的是愉悦放松。我实现了国际旅游的目标。更妙的是，我成功坐到了灰帘子那一边。数度千钧一发，自己都灵活应对，安然度过，我折服于自己的超强反应能力。俨然一个更年轻、更快活的詹姆斯·邦德嘛！
不过，詹姆斯·邦德可没有住在爸妈家，随时准备去坐牢。我不知道曼彻斯特方面的指控现在进展如何，只晓得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有个律师正想方设法找到我。我答应她会认真看待此事，尽快给律师回电话，但鬼使神差，我不但没打电话，反而在当晚去了爱丁堡。
我利用圣马丁酒店信笺上的信息预订了一家不错的旅馆。在投案自首前起码可以好好享受一晚上，也许几个晚上吧。呵，或许根本用不着去自首。但到头来，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来解决，最后一晚狂欢也只是美梦一场。
我走向大厅，告诉值班小姐我叫艾略特•；卡斯特罗。她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背后的一位便衣警察，那位二话没说，就把我扭送爱丁堡一家警署。圣马丁酒店的房号最终让我栽了跟头。那天晚上是在拘留所度过的，第二天被押往曼彻斯特，我大脑一片空白，都没去想过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其间我和律师进行了一次乏味无聊的晤谈，我坐在那里，脸晒得黑黑的，心想怎么会漏接她的电话。尽管如此，我其实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即使在被押往曼彻斯特英国皇家弗瑞斯特邦克监狱的警车中，注定要在小小牢房中度过日日夜夜这件事，也没有把我打垮，因为我的心绪仍停留在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上。车里污秽不堪，充斥着其他人的怪异气味，但似乎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满脑子都是头等舱休息室、外国钞票、打往豪华酒店的一个个电话。
走进弗瑞斯特邦克的牢房，我万分惊讶地发现屋角居然摆着一台小彩电。这样一来，时光应该更容易打发了。我花了几个钟头把电视机调好，接收信号不时莫名其妙地中断，但无论如何，在我惯常的白日梦和长远规划之外，它给了我又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我估计大概会在押候审两星期左右，于是毫不费力、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进入监狱生活轨道。
弗瑞斯特邦克真正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是斗殴现象。斗殴似乎永远在进行，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在兰卡斯特农场的活动期间，牢房会被锁上，所有犯人都被赶到中心娱乐区。就算发生冲突，一般也就是嚷嚷几声，虚张声势一番而已。
而在弗瑞斯特邦克，活动期间牢门开着，犯人之间的冲突全然不同，阴毒可怖。犯人会在自己牢房中遭到伏击，只有看到狱警们拖出被打得不成样子的身体时，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总有点不好受，尤其在吃饭时。不过，我倒没感觉自己受到什么威胁，因为我对颠覆犯人间已有的权力架构不感兴趣，只要谨言慎行就不会惹上麻烦。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人肯跟我说话，我毕竟有监狱俚语垫底，还可以拿蹲过监狱的历史吹嘘一番，而且我犯的事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信用卡诈骗。
我18岁，还在少年犯之列，但在弗瑞斯特邦克还有一帮成年犯人，看到他们，没法不恶心。那些少年犯是挺烦人，整天做硬汉状跟人找茬，但至少身上还有点儿活气。那帮老犯人却蔫不拉叽，头发灰白、满脸憔悴，八辈子落魄的神情。其中年龄更大点儿那些，从我们身边走过时简直就像一拨阴魂。
服刑期间，我自认局外人和异类，冷眼旁观这些被生活击败的人类标本。不可否认我是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关在一起，但这只不过是上次犯事的后遗症。加拿大改变了我的一切。以后，我再不会每隔数次短暂成功就被关上一段日子，这种牢狱经验太恐怖了，而且如果再被抓，囚禁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
我已经牢牢掌握了一种套取信用卡的招数，屡试不爽，令人兴奋，在我非同寻常的想象公司那段成功之上又有所改进。做贼的日子，既是猎手又是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