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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自己约定时间要在电话上联系，却又不告而别，难道我们还能阻拦他上飞机吗？（奇。书。网…整。理。提。供）这真是岂有此理。”
陈说：“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东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背进的安全。老实说，我也没有这种力量，也不愿为他做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
张荣宪说：“陈司令官的看法和决定，我很同意，但希望提出你的主张来，我们好共同来考虑一下。”
罗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很同意克非兄的看法，也同意刚才张参谋长的意见。”
陈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不是已经联名通电起义吗？我们不如向他们取得联系，靠在一起，不晓得好不好？请你们考虑一下。”
罗说：“你的主张很好，不然，就做了替死鬼，还是一个冤死鬼，太不值得了。”
商量的结果，认为应该先设法做到使双方都通知第一线部队，即日停止战斗活动。并由陈克非派段成涛再往彭县联系。
陈克非与罗广文会商后。又用电话通知各军军长，说情况有新的变化，对出发前的各项破坏准备要暂停，并要各军军长在第二天上午到兵团部开会。他虽然作了决定，仍然怕解放军因大势已成，盛气凌人，不肯先行停止军事活功，甚至还会加强军事活动。但是，当他在第二大早上用电话向各军询问时，他们都说，自昨夜以来，第一线未放过一枪，十分安静。到其时，陈克非才抛开了顾虑。
跟着各军长来到兵团部，陈克非便对他们说明被包围的紧急情况，和起义与否的利害得夫，他认为，为顾全部队，为顾全随军家属，为全体官兵前途着想，都只有起义。陈把话说完后，一一八军军长方暾首行先表示赞同，只有十五军军长刘平，表现得垂头丧气。
午后，陈派去彭县联络的段成涛回到郫县，说那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组朱德钦等人，对起义极表欢迎，并望于二十四日作最后答复。
“二十四比，陈克非再召集各军军师长开会，再把起义问题说了一遍，同时把电稿拿出来，说同意起义的可在上面签名。结果，陈克作、方暾、段成涛、蒋治英、段国杰、傅碧人等都亲自签了名，只有刘个伤感了一番，叫他的参谋长廖传枢代签。签名完毕后，当天下午派人将电稿送往彭县。去的人在往彭县的途中，又在安得堡把电稿交与罗广文看。结果，十五兵团的人也在电稿上签了名。他们的起义电，在当晚由刘文辉的电台拍发北京。
同一天的早晨，周士瀛的九十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五十三师出发西行。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则率领其兵团部及一八七师由双流移驻成都牛市口。李振到达成都后，即带同警卫部队到鲁崇义的三十军军部去，并在那里与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商讨起义问题。朱说：“我服从命令。”随即派他的副参谋长和一二三师副师长去受领命令和起义电稿。下午，九十军六十一师师长陈华去见李振，李告诉他决定起义，问陈华作何打算，陈说：“决服从命令。”李振当即增派该师分担成都防务，并负责注意电厂、工厂的保护，严防被人破坏。
第二天，中共在成都的负责人易冶然来会李振，祝他起义成功，并同他到了“二野”三七二师司令部，在那里与“二野”参谋长李达将军通了电话。到此，十八兵团的起义工作，宣告完成。
再说陈克非的亲信部队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一六四师，自从在川东白马山失去联络后，一直就没有消息，”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才又从电台重新接上了头，他们来电说：第九师、七十六师、一六四师和第十五军的一六七师，都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地区，并请示今后行动方向。陈克非把情形报告了贺龙将军，贺龙将军告诉他：除了电告刘伯承将军告知所部注意勿发生误会之外，并叫陈克非复电他们就地起义，并派人与“二野”部队接洽。经过数度电商，除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之外，第二军第九师副师长黄惜时、一六四师师长李剑霜、十五军一六七师师长邱健等人，联名复电陈克非说：“随钧座共荣辱”。到此，二十兵团的起义工作，也结束了。
综上所述，可知退入川境而归胡宗南指挥的第七兵团、第十五兵团、第十八兵团、第二十兵团、都先后起了义，只有极少数部队逃跑了，但他们逃跑出去之后，始终逃不出解放军的掌握，不久之后，也和李文的残部一样，全被歼灭。李文也被生擒。只有胡宗南和少数的几个人，预先乘飞机逃出了四川。
第十九回
大抛书袋 李犹龙放谈形势
不能赴台 胡宗南折返西昌
胡宗南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成都解放前夕，偷偷地撇开了他的部属，逃出四川的。所以当陈克非打电话给他，想报告从成都发动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时，已经无法找到他了。
胡宗南是当日上午十时，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机场飞逃的。同机的只有罗列、沈策、了德隆、周士冕等数人。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七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
当时，蒋介石在台湾，因为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曾经下令四处去找。到了最后，才得到胡逃三亚的消息。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便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去，说是要“查办”他。结果由顾祝同从中做好做歹，说应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所以胡宗南便不敢再飞台湾见蒋，而只派罗列飞台报告一切。再经过罗列的一番粉饰，蒋介石就“龙颜略霁”，“查办”云云，当然也就过去了。
胡的撤逃西昌计划，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作了最后决定的。当时，困为解放军的前头部队，南面已攻到新津河对面，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已攻到简阳、仁寿；北面已攻占了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这就使刚刚还吹过甚么“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发急了！他乃决定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于是，立即拍电蒋介石请示：（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挡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沪定及雷波。
蒋复电令胡宗南率领部队突围，并准派运输机二十架载运逃西昌的人员。这一命令，是二十一日早上到达的。胡当即指示亲信人员按计划部署。但他自己究竟是照蒋的指示“率部”而逃，还是乘飞机而逃，一时七上八落，下不定决心。因为假如随军而逃，实在怕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到了必不得已时，也难于有“成仁”的勇气；若是乘飞机逃走，蒋电又要他“率部突围”、并未明示他可以从空中逃生。所以弄得他既惶恐，又不安，万分焦灼。
但是，究竟一条性命是现实的，是最关紧要的，所以他又要罗列随时控制两架飞机。也正是因为结果是乘飞机逃走的，所以蒋介石才说他“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可笑。
胡宗南既然获准将主要人员运往西昌，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与罗列二个秘密商定准予乘飞机逃往西昌人员的名单，并即由罗列分别秘密通知。通知时也没有把事情讲明确，有的人被通知在二十二日晨六时以前，携带简单行李到新津开会，有的人被通知于同日同时到新津机场候命。
当时被通知的人，有住在成都励志社的“川陕甘边区绥署”陇南分署主任赵龙文、副主任缪澄流，“川陕甘边区绥署”秘书长兼“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晖，“川陕付边区绥署”党务特派员兼胡宗南驻川代表林树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四川省教育厅长”任觉五，“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处长汪震及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等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及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扩情，本在被通知之列，但其时忽告失踪，遍寻不得。至于远在温江的“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等，均未接通知。但其中袁朴耳长腿快，自己在、二十二日晨赶到机场，避着胡宗南硬挤上了飞机。
赶新津的人行到中途，忽遇罗列所派出的副官在路上拦车，叫他们转赴双流机场集中。原来其时新津方面情况已很紧急，大家听到新津和仁寿方面的炮声十分激烈。
各人转到双流机场，在当天中午，分乘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双流的运输机起飞。原定直飞西昌的，后因天气不良，乃改飞海口。
乘飞机逃往海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副处长李廉、机要室主任王微，高参室主任蔡綮，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少将高参王炳炎，参谋处长裴世予，第七补给区司令程开椿及政治特派员熊超，陕西省府民政厅长刘亦常、南郑区行政督察专员潘元等等。此外，则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主要职员和文卷、电台，胡宗南的卫士连亦同机而逃。这些人和东西，一共用了二十架运输机，于当晚九时降落海口机场。各人分住旅社和学校，听候胡宗南的命令。而胡宗南等人所乘的飞机，于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起飞，当天下午七时到达三亚。
胡宗南是逃得相当狼狈的。这两天，他纷纷召开会议，二十二日晚上，还和罗列等人在新津开了整夜的会，原来决定分三路突围的，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等均主张改用大兵团兵力，向雅安方面突围，讨划乃予修正。二十三日早上，他们由新津回到成都，北路解放军的尖兵，已快要进抵新津。胡宗南觉得已来不及再向蒋介石请示，乃赶忙带着罗列等几个人，坐上飞机起路。
至于在温江的周士冕、袁朴、丁德隆等人，二十一日晚上，听到新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