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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公文就是他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杀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第五章“我好孤寒！”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作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１０７９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携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的解释，每一个敏感词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２０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厅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上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都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洋洋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翻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的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
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作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力完全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