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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险，变通人都有拔刀砍人进监狱的事，那是把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抛弃了。与之相比，李秉常为了皇位为了生存，只是割出去些土地就很奇怪吗？何况河、洮等州一直是吐蕃的，这时更早被王韶拼回版图，关西夏什么事，李秉常拿什么权力决定这片土地的归属？
不用怀疑，土地就是那么大，诱惑就是那么的强。消息传进东京城，神宗惊愕得就像当年辽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真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肉！还等什么，宋朝积极响应李秉常的提议，一方面派出使者商量接收，一方面积极备战。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种买卖不死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绝对没法成交，就算当年耶律德光也得御驾亲征，替干儿子石敬瑭砍人。
果不其然，宋朝正在准备中，有新消息传过来了。宋朝的好朋友、火星少年李秉常被他的妈妈梁太后一顾胖揍，赶出皇宫，关押在皇宫七里外的木砦。
砦，同寨字，堂堂的西夏皇帝城市变乡村，混到了最基层。
但是没关系，顺利接收不成，仔细分析，形势比之前变得更好。第一，宋朝出兵有名了。友好临邦，与宋朝关系空前密切的西夏皇帝被反叛，这是件耸人听闻的噩耗，巨大的丑闻。宋朝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帮他夺回皇位；
第二，李秉常就算再无厘头，也是西夏皇族的代言人。他被老妈关禁闭不是关起门来母子之间的事那么简单。从李元昊死就开始的皇族、后族的争权变得更加惨烈，让惨烈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两败俱伤，一起瘫痪，宋朝好不劳而获。
李秉常在宋元丰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七月被关押，在同一月份里，宋朝就积极动员军队，做出了宋初雍熙北伐之外的最大军事行动。
集中包括熙河在内的西北军团全部主力，分五路进兵西夏。第一路，由熙河、秦凤军总管宦官李宪率领，步骑近３万，汇合吐蕃董毡军３万，攻击兰州、灵州。如果灵州被友军攻破，变目标为凉州；
第二路，由鄜延军种谔率领。鄜延军共９将５４０００人，另拨调东京禁军７将３９０００人，总计９３０００人，出陕西攻米脂，再攻击夏州，最终目标是与河东军围攻怀州；
第三路，河东军由宦官王中正率领，步骑总合６万人，民夫６万、马２０００匹、驴３０００头。另有民夫５万人作为后备。先攻取怀州，后渡黄河，进入西夏腹地；
第四路，环庆军由高遵裕率领，蕃、汉步骑总计８７０００人，民夫９５０００人。他们是攻击的重点，先攻取清远军，目标是原宋朝重镇灵州；
第五路，泾原军由刘昌祚率领，由５１０６２名步兵，５０００匹马组成。会同环庆军攻占灵州。
综上所述，一个个数字罗列出来，稍微计算一下就让人瞳孔放大，全身发麻。五路西征，全军总计３５人，民夫２０万，全加在一起是５６万人左右。
想想当年雍熙北伐怎样，只不过３０万人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唯此一次的攻击。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军队的数量，更是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所产生出的财富。
作出这些决定，宋神宗本人也揣揣不安，他找来了枢密院的人，问你们觉得怎样。军方一片沉默，好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慢慢地说了８个字。
——“举兵易，解祸难。不可。”
宋神宗很烦燥，像是在说服孙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西夏内乱，我不取则辽国取。难道我们要坐视辽国做大吗？
军方再次沉默，宋神宗说的是对的，以耶律洪基没事都敢向宋朝勒索土地的贪婪，近于分裂的西夏算是什么？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陛下，这次西征的主帅是谁？
李宪。
这是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听到这两个字，军方的代表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好多好多的话堵在喉咙里，一时之间不知先说哪个好。
因为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是常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犯过这种错。李宪，是一位军事型的太监，王韶收复熙河时，曾经做过副手。这是资历，并且不讳言地说，宋朝的太监与唐朝的不同，与清朝的不同，与明朝也不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
比如真宗朝的秦翰。
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手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
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样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５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止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暴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嘛？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老种当年连使反间计，借李元昊的手杀了西夏的野利兄弟，小种在建立绥德城时风格也不那么慈善。
绥德城本在西夏境内，由名将嵬名山驻守。大约有三百名首领，近两万户百姓，名力在一万以上。这样的实力比当时的小种高太多了，蚂蚁要搬大象，招数就不能太平常。在一整套的招降手段里，他坑崩拐骗笑里藏刀造成事实先斩后奏，把西夏人、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向、陆诜，甚至宋神宗都给骗了。
怎么骗的，无非８个字，“仁不统兵，义不行贾”，这是战场上的真理。因为与这次举国伐西夏无关，所以把细节省略掉，不说。
回到正题，在元丰四年的八月未，宋神宗展开了巨大的地图，向西北方向凝视。一个比雍熙北伐更加庞大、精细、有层次感的战略出台了。
抛开一连串的地名、人名，以最直观的方式解构，可以发现宋朝的五路大军在西夏的国境线上一字排开。从左至右，依次是李宪、刘昌祚、高遵裕、种谔、王中正。
看格局，最外围分别是两位大太监，宋神宗还是充分考虑到了谁的战斗力才最强，把灵州这个攻击重点留给了刘昌祚、高遵裕两位将军，甚至扫荡定难五州的种谔也能起到牵制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斗志旺盛不可遏制的种谔强行留住呢？
这涉及到战略的重点。
主攻在中央，那么偏偏在最旁侧启动，一定要把西夏的主力军团吸引过去。在这个战略思想下，最左侧的熙河兵团李宪部最早发起攻击。八月下旬，李宪出熙河，绕过兰州，向西市新城挺进。行进中，每个宋朝士兵都清楚，他们很快就能遇见西夏人。
因为王韶。
王韶熙宁开边时，把吐蕃人打垮，连带着把西夏人也牢牢地压制在边境线上。巨大的威胁让西夏时刻都警惕着，两方面都知道难免一战，只争时间早晚。
两军相接，宋军名义上是６万余人，可惜只有近３万是宋朝人，另外的３万是原来的熙河吐蕃部人，而遇上的西夏军团是２万余名纯骑兵。内部有问题，面对的是重兵，李宪的任务是必须取得压倒式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战前的目的。
激战开始，算是这股西夏军倒霉吧。他们都知道熙河兵团厉害，是宋朝最近一次在实战中有过辉煌大胜的部队，可是很不巧，几年不见，熙河兵团又涨能耐了。
不再只是好勇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