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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3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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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

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己经没人手。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己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己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真宗的他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名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它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摩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青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个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都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要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要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他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的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以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优生优育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一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法控制。

但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的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实在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的那条冻僵的蛇,一但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

根本不去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里有多道德,而是面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

他是个疯子。

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5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20多道弹劾,这不是一般的力度。

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然想大事化小。可是唐坰跪着不起来,一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办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比如误会唐坰是要像从前的谏官那样,经常性对皇帝的私生活之类的事进行批判。

神宗升座,唐坰的机会来了。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疯子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

好,所有的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插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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