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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用人行政，均要有一番新气象，陛下所用房杜王魏，此皆社稷之臣也，这些人此时虽品轶尚低，但日后必成朝廷栋梁，陛下要大治天下，务必早日令这些人出掌枢要。臣知道陛下的顾虑，房玄龄六月四日在政事堂向臣等索要印信，得罪了萧相，是以他们之间的情形势同水火，不能相容，皇上担心房某出任右仆射会令尚书省令出多门不能统一行政……”
贞观皇帝听得两眼放光，他想了多日的事情，竟然被陈叔达一语道破，心中暗自感慨此人姜桂之性老而弥辣，却听他继续说道：“……其实此事也不难解，皇后内兄长孙无忌最随陛下多年，卓有劳绩，论才识能力，做个宰相绰绰有余。只是限于外戚身份，不好堂而皇之入主中枢。陛下此刻可命其暂摄仆射，他与萧相没有过节，定能相安共事，待日后时机成熟，陛下再逐步将房杜二臣调入中枢，主掌行政之权可也。”
李世民苦笑道：“萧相是个君子，可惜心胸不阔，连朕的帐都未必买，要让他日后与玄龄和睦共事，恐怕难了！”
陈叔达抬头看了皇帝一眼，嘴角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陛下待老臣恩深意厚，老臣临退，便助陛下结了这个难题吧……”
……
六月十六，尚书省发布上敕，册封国舅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赵国公，出任尚书省尚书右仆射。
八月初一，贞观皇帝下敕，杜淹以御史大夫兼领门下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自此，“参预朝政”亦成为宰相代名词。
十二月初九，为了一件平常判案，尚书左仆射萧瑀与侍中陈叔达在廷议上争执起来，两个执拗桀骜的老儿竟然也不顾贞观皇帝就在眼前，争得面红耳赤形容十分不堪，惹得皇帝大发雷霆拂袖而去。
翌日，兵部尚书李靖上表，弹劾二臣举止失仪君前大不敬，皇帝下敕从轻发落，免去萧瑀尚书左仆射之职，出为荆州都督；免去陈叔达侍中之职，归家养老。
十二月十一日，武德皇帝下敕升中书令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同日，尚书省发布明敕，鸿胪寺卿温彦博检校中书令，御史大夫黄门侍郎杜淹守侍中。
贞观元年，便在这一幕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中缓缓落下了帷幕。
第七节
第 七 节
便桥之盟定后，大唐与突厥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然而暗中的较量却从未止歇。武德九年八月底，贞观皇帝李世民敕令十六卫府、十二军府各抽调二十名从军三年以上兵弁入内廷受训，名曰“御训”。让长安文武百官惶恐不安的是，皇帝竟然将训练地点设在了东宫显德殿外的广场上。九月初四，由萧瑀、封德彝领衔，三省宰相联名上奏，请罢御训。李世民当日便召百官入朝，宣敕曰：“朕待天下臣民以诚，天下人必不负朕；突厥大军南来，掠我州县，虐我百姓，兵锋直抵畿辅，此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也。故朕决意卧薪尝胆、整军经武，岂有惧谋刺而远天下之理？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贞观元年十二月，奉命出使突厥的鸿鸬寺少卿郑元寿回到长安，上表曰：“突厥之兴盛，以羊马牲畜为标志。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其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渐弱，臣算其败亡，不出三载……”
贞观二年元月初一，贞观皇帝李世民免去了一年一度的年筵，开承天门放百官入太极宫，在太极殿公议突厥事。太上皇李渊也意外地参与了此次朝会。
在朝会上，群臣纷纷上奏请击突厥，赵国公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独持异议，他道：“贞观元年之前，突厥岁岁犯塞，而朝廷未长出兵惩之；而贞观元年，突厥未犯塞，如此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所为也。如此蛮夷之族再不信朝廷，则突厥虽灭，边塞难安也……”
李世民斟酌再三，在请示了太上皇李渊之后下敕：“朕与突厥方盟誓不久，而即背约为失信，乘人之危而发大兵征讨为不仁；此时行天罚，虽胜亦非武。纵使其六畜皆亡，诸族皆叛，亦不可攻；非待其有罪，朕不罚也……”
事后群臣议论纷纷，一致以为皇帝之所以决定不在这个时候发兵，政治考虑明显多于军事考虑。一者长孙无忌所言确实是谋国之言，二者朝廷此刻的军事准备确实还不够充裕。皇帝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厥，而是周边大大小小十几个夷邦，大唐若要一一荡平这些外族，消耗必大，这与皇帝偃武修文的本意背道而驰。要宾服四夷，德化怀柔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要保证这样的手段能够有效，就必须注意维护军事行动背后的道义基础。
尽管李世民没有趁此时机发兵平灭突厥，但相应的军事行动却一步紧似一步。贞观二年，趁突厥内乱之机，唐廷以霍国公柴绍为元帅，以右骁骑大将军薛万均为副元帅，发马步军八万奇袭朔方，仅半月时间便迫使梁师都麾下大将军李万宝来降。随后薛万均率万骑迂回统万城，抄了梁师都的后路，也切断了突厥大军南援的必争之道。柴绍则率唐军主力包围朔方城，围城二十余日，梁师都外援断绝，为部将所杀，朔方遂破。
贞观二年年末，突利可汗领地内薛延陀、回纥两部落反，突利出兵平叛，反为所败，单骑逃往颉利牙廷请兵。不料颉利竟将其关押十数日，并加以挞责。自此冒合神离的两位可汗终于公开决裂。突利后来回到自己的领地后，当即便斩了颉利的使者，其后颉利数次向其征兵，突利均不加理睬，却暗中向唐廷上表，表示愿意归附。
贞观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表言突厥之可胜，表曰：“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
九月初一，贞观皇帝发布任命敕，以南阳郡公兵部尚书李靖为河西道行军总管，以代州都督张公谨为行军副总管，发大兵五万征讨突厥，此次抽调的是在洛阳集训多年身经百战的玄甲军，其锋锐彪悍，天下莫有能抗。仗打到九月，颉利麾下九名俟斤率三千骑来降，十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等部落纷纷来降，进击颉利的外围障碍基本上被扫清。
十一月，颉利以大唐背约为借口，发兵进犯河西，肃州、甘州两地守军在刘弘基节度之下鏖战月余，终于击破了来犯之敌。至此，突厥牙廷的影响力被压缩在定襄郡周围不大的一片地域内，来自大唐西面、西北、北面等几个方向的军事威胁均被消除，与突厥决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贞观三年十一月十四，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设中朝，向文武百官宣示颉利十大罪状，当即任命并州都督李世勣为东路行军总管，左骁骑大将军薛万均为副总管，率并州军八万北渡滹沱河，经博陵、雁门、马邑三郡进击襄平；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西路军行军总管，霍国公柴绍为副总管，率六万精兵由灵州出塞，经朔方、榆林向襄平方向进击。东西两路大军共计十四万人马，都是从大唐军中精选出来征战多年经验丰富的老兵。为保障此次军事行动的后勤粮秣，李世民下敕由尚书右仆射杜如晦领衔组建了北征行台，专办大军粮秣供给事宜，尚书省户部自尚书以下堂官、兵部自侍郎以下堂官、中书省兵房舍人、门下省兵科给事中均在行台轮值办公，凡涉及北征大军所需人、财、粮、物，从兵部上呈表单到三省五花判定再到皇帝正式敕旨发出，前后竟不超过一个时辰，如此效率，自三省定制以来尚属首次。
十一月底，西路军在榆林以北以优势兵力击破颉利一部，斩首万余。李靖当即代唐廷向北面盘踞的突利可汗发出劝降敕，十二月初八，突利可汗率五万部众自缚请降。初十日，东西两路大军在定襄以南马邑会师，十四万大军随即展开，李世勣在桑干河北岸一月之内连续击破突厥四个游骑部落，俘获两万余人、羊马近五万头。
十二月底，由霍国公柴绍亲自护送抵京的突利可汗在东宫显德殿向大唐贞观皇帝李世民递交了降表，称：“臣本域外之民，自此归服王化，永为天子藩屏，使朝廷不复北忧！”。李世民对突利归顺大唐的大义之举大加赞赏，在设宴以叙兄弟之谊的同时，正式以敕书形式册封其为突厥可汗，享郡王俸禄，食邑五千户，赏金千两，帛百匹，牛马三万头，将五原周围方圆三百里赐为其游牧场所。
在厚待突利可汗的同时，李世民下敕给前线的李靖、李世勣两位统帅：“卿等宜乘胜追击，克复定襄，擒颉利收北地归朝奏捷，天下自此长安！”，同时明敕两路大军合兵，以李靖为总管，李世勣为副总管，薛万均为长史，并授李靖兵符节钺，有便宜行事临机决断之权。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亲率三千轻骑，自马邑出发向北，悄悄绕过了正面突厥大军的防线，不眠不休连续行军三昼夜，于正月十一突然出现在定襄城南八十里的恶阳岭。这支骑兵人数虽少，却公然高擎“大唐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总管李”的大纛，招摇过境，以不可挡之势连续击破数股突厥游骑侦骑。
颉利可汗不意李靖大军猝然而至，一日数惊，惶恐不安。他料得李靖以唐廷宰相北征大军统帅身份敢于率孤军深入腹地，必是唐已倾全国之力来攻，前方突厥诸部均已被歼或陷入苦战，惊慌失措之下不及详查，仅率百余亲兵逃出了防务空虚的定襄。李靖趁机轻松攻克定襄，生俘寄居于此的前朝隋炀帝皇后萧氏及皇孙杨政道。
就在李靖轻骑奔袭定襄的同时，李世勣率一万骑兵字云中郡出击，在白道设伏，将刚刚收拢兵马意欲再战的颉利击溃，颉利数日之内在自家腹地内连败两阵，不知唐军究竟来了多少军马，仅率数百骑仓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