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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③《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④《神宗实录》页4274、4319。
⑤《神宗实录》页4419～4420。
⑥《神宗实录》页4440～4441。
⑦《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⑧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⑨《皇明祖训》页28。
⑩《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315～316、321。
参看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LocalGovernment，页26。
《海瑞集》页4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明史》卷220页2546、卷231页2647；《神宗实录》页3432～3435；《明代名人传》页739。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棣》。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祁镇、朱祁钰》。
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读者如查阅全部《神宗实录》并特别注意万历与申时行的对话，当可得出这一印象。
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张居正不令其研习书法、第四章申时行劝谏其停止内操的叙述。
《神宗实录》页9746；Samedo，History页78～84；Gouveia，《笔记》第17章。
《神宗实录》页9758。
当时的神父DiegodePantoja和SabatinodeUrsis曾向朝廷致唁，详Gouveia《笔记》第203节。专家相信Samedo和Gouveia根据同一的原始资料，可能是1614年的CartaAnnua。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当参阅葡萄牙Ajuda图书馆所藏文件及罗马天主教的档案。
与宦官掷银为戏，见《酌中志》卷16页115。关于万历吸食大烟，对此问题作考证的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黎东方《细说明朝》。但笔者从未在原始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这一问题关系到医药史，需要慎重对待。
参见《明史》卷16页113，《皇明经世文编》卷53页5，《细说明朝》页293。
《武宗实录》页742、1981、2807；《明史》卷307页3471。
《武宗实录》页2348、2807、3471、3473、3960。
《武宗实录》页2027；《明史》卷186页2172、卷307页3471。
《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皇明经世文编》卷97页7～8、卷113页9～11。
正德亲征伯颜猛可，见《明史》卷16页114、卷215页3762，《武宗实录》页2937、2951、2968、2970。两军交战于1517年10月18日。正德自称亲手格杀蒙古兵，见《武宗实录》页3030。《明代名人传伯颜猛可》的有关叙述与《武宗实录》页2969～2970所载不符。
《武宗实录》页3028～3030。
《武宗实录》页3035～3042。
关于明军在是役的损失，《武宗实录》页2970记：“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
《武宗实录》页3151、3463；《明史》卷190页2220；《国朝献征录》卷15页10、51。
《武宗实录》页3215、3305。
《武宗实录》页3160～3161、3198、3208；《明史》卷190页2220。
《武宗实录》页3271、3404、3471；《明史》卷307页3472；《皇明经世文编》卷171页1～9。舒芬，见《明史》卷179页210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285；《明史》卷307页347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318～3322、3324～3326、3329～3330、3332～3344、3347、3352～3354、3363；《明史》卷16页114、115。受杖而死的人数则史籍记载各有不同。又，江彬掌握秘密警察及警卫军，见《继世纪闻》卷96页1～2。
《武宗实录》页3602、3606；《明史》卷16页115。
对于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万历曾经表示不同意，见《神宗实录》页4187；钱穆著《国史大纲》册2页502亦曾对此现象有所指摘。对正德的态度，黎东方著《细说明朝》即持同情的看法，见该书页293。
正德登极时的三位大学士为刘健、李东阳及谢迁，见《明史》卷109页1372。《明代名人传》对此三人均有传。
《明史》卷190页2217、卷307页3472。《世宗实录》页122～123记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
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对万历的性格持另一看法者为鹿善继。此人为户部官员，因截留万历的金花银作辽东军费被降级外调，但他仍然说皇帝对臣僚过于宽大。见鹿著《认真草》卷1页10。
这在《赐闲堂集》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卷40页7。
《神宗实录》页2402、2795、2870、2929、2981、3147、3215、3241、3463。
《神宗实录》页3664～3668、3680、3690～3691。
《神宗实录》页2772。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上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80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50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4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奏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壁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堂”。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溶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未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们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这个皇帝的最高顾问，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樽俎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望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