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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住宅里，和这一家人一起，我度过工余的时间，我给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块干酪收在一个特殊的碗橱里特殊的一层，留着我晚上回家做晚餐。这在那六或七先令里是笔很大的开支了。我对此很有数；我整天就呆在那批发店里，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笔钱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记不得有任何人给予我任何忠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时也记不起。
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幼稚、那么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处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务，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时，我常因不能抗拒摆在糕饼店前以半价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预备买午饭的钱。这样我就不吃午饭，或只买一个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记得有两家布丁店，我根据我的财政情况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一家就在靠近圣马丁教堂的一个广场上——就在教堂的背后——现在已全迁走了。这家店里的布丁是用葡萄干做的，是种很特别的布丁，价格很不菲，两便士能买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个店在斯特兰大街——在后来已改建的什么地方。这家的布丁是一种灰色的大块布丁，沉甸甸，松软软，里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干。每天我下班时，正好这种热布丁上市，我就吃它当晚饭。如果要吃得像顿正经晚饭，我就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一条香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者去我们营业地点对面的一家又破又旧的酒店里吃上一碟面包和干酪，还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来着，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夹了块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被张纸包着像本书，我夹着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点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块吃下去。对我这么一个独往独来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吃饭时，他那盯着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还叫了另一个招待来看我。我给了他半个便士，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①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森常去该店吃饭。
我想，我们有半个小时吃茶点的时间。我钱够时，总买半品托冲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没钱时，就去看舰船街的野味店，在这种时候，我也间或走到考文特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街一带徘徊漫步，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黑色拱门而显得神秘。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靠近那河边小酒店的一个拱门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作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各自的境遇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关系，虽然我们的年龄悬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视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而由他们掏钱、和他们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关系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没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结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把你不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达到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好生难过，看着米考伯太太红红的眼睛，我满怀着无限同情。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这是不适合一个有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真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总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几乎不知不觉就说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钱还有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们谈话时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来，诚恳地请米考伯太太把它们收下权当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边吻我，一边叫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她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压根就没往这上面想！不过，你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帮我，我一定满怀谢意接受这种帮助。”
我请米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已亲自把日常餐具脱手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把糖夹，都由我分别在几次拿出去抵押借了钱。想到爸爸妈妈，我为这交易痛心，但这双生子是个大包袱呀。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脱手。米考伯先生的感情决不允许·他·亲·自来处置这些东西，克莉吉特呢，”——这是那个从习艺所来的女孩——“又生就下流，如过于信任她，反会令她叫人痛心地放纵。科波菲尔先生，如果我可以请求你——”
这时，我明白了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便求她只管差使我。就在当天夜里，我开始处置那些较轻便的财产了；几乎每天早晨，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之前，我总要为同样的交易出门一次。
在米考伯称做图书室的屋里一个小柜上，有几本书，先被脱手的就是它们。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拿到都会路一家书摊上——那条路在靠近我们住所的部分在那时几乎全是书摊和鸟铺——不管多少钱就都卖了。摊主住在书摊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都酩酊大醉，早晨就被他妻子痛骂一顿。不止一次，我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