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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很了解我反复无常的性格。
六月十六日黄昏，我买到两张开往大兴安岭中心城市加格达奇的硬卧车票。马孔多一声不吭地跟着我回了家。我将两张车票在他面前一亮，他讳莫如深地笑了。离开车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将地图册、蜡封的火柴（我总是担心会落水）、香烟、两套干净的内衣内裤、望远镜、各种必备的药品、手电筒、避蚊油、檀香扇、纸笔等等装进旅行包。做完这些，我开始关闭门窗、切断冰箱的电源、检查水龙头和煤气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揣好钥匙，招呼马孔多上车站。
我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南岗区革新街一带，它毗邻文昌街、奋斗路，沿街是累累的商行店铺，建材商店、副食商场、酒店、粮油店、汽车修配厂、银行、电影院、农贸市场、音像发行部、电脑商场、美容院、表店、鞋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搬到这里时正是秋天，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街两侧金黄色的落叶，省图书馆那古色古香的建筑也近在咫尺。天高云淡，正是北方封窗腌菜预备过冬的时令。分到住房的那种卑微的满足使我忽略了窗外的喧闹。然而生活走上正轨后，我才发现正置身一个温柔的陷阱。奋斗路上车流如潮，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那刺耳的叫声经常性地响起，还把窗棂震得咣咣地响，即使入夜也不得安宁。许多纪念碑似的大烟囱在漫漫冬天里无休无止地喷出浓烈的黑烟，阳台上尘垢遍布，空气坏极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固执地坐在窗前凭借音乐做灵魂的漫游。然而进入五月以来，随着暑热来临而拉开窗户，我感受到了喧闹对一个人真正的煎熬。音乐的最大音量也消除不了外界的干扰，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像白痴一样坐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看已经看了千万遍的画册，无所适从。
能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离开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向北的旅途又有马孔多为伴呢。
发车时间是十八点四十分。火车很老实地驶过霁虹桥，我看见了不停变幻颜色的信号灯。乘务员小姐带着假笑过来换票，我领到了两枚铁质的硬卧乘车证。我们的铺位一个是九号下，一个是九号中，我让马孔多睡下铺。马孔多喜欢望风景，对这个建议他欣然从命。我将旅行袋扔到行李架上，沏了杯茶生在他身边。火车已经接近松花江大桥了，铁灰色的桥似巨幅屏风一样张开。松花江北岸有徒有虚名的太阳岛，江心岛搭起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有人在垂钓、划船，但更多的人则在混浊的江水中游泳。江风习习，可以望见江岸斯大林公园里如织的行人。我对松花江在这个季节中的备受蹂躏充满同情。那些受不了超过人体体温酷热的南方人带着时髦的粤语来到这里避暑，他们来自广州、福州、成都、武汉、长沙甚至香港和澳门，他们乘火车和飞机来，汗臭味袭击了这城市形形色色的宾馆。很多机敏的商人一边歇伏一边把手伸向北方人那防备薄弱的钱袋，大笔大笔地做着生意。
火车已经驶向郊区，我才对马孔多说：“刚才那条江就是松花江。”
马孔多耸耸肩，付之一笑。同乘的一些旅伴则对我示以怪异的目光。
车到卧里屯时，太阳已经消失了，窗外的景色有些荒凉。一些采油树在荒原上单调地点着头，永无休止，像是在向上苍叩头祈求洪福和超脱。西边天上有几缕血红的云霓，乘务员催促旅客归铺休息，说是熄灯的时间到了。我倒掉残茶，在洗脸池刷了牙，和马孔多道了声晚安就上了中铺。大平原上凉爽的风将我梳理得舒舒坦坦，魂坠梦乡。大约是子夜时分，忽听下面传来服务员尖厉的呼叫声：“九号下是谁？九号下呢？有没有人？”
九号下？马孔多。我坐起来对乘务员说：“九号下是我的朋友马孔多的铺位。”
“他人呢？铺上怎么没有人？”乘务员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被饼干噎着了似的暗哑不堪。
“瞧，他睡得正香，别把他吵醒。”我说。
“九号下根本就没有人，你仔细看看。”
“我说过了，马孔多就睡在那里，你也仔细看看。”借着车厢过道昏黄的壁灯，我见马孔多侧着身，睡得相当投入。
乘务员一屁股坐在九号下铺的边角上（幸亏马孔多蜷着腿，否则会被她给惊着），誓不罢休地命令我：“把你们的乘车牌拿出来让我看看。”
火车经过一个小站，月台上昏黄的光散漫地流进车窗，我满心不悦地将两块铁牌拿出来交给她。她看过之后低声问：“你没有不舒服吧？”
“我很好，如果你不吵醒我的话。”
“这样吧，你的确拥有这张空铺，现在有一个孕妇需要休息，她把铺钱如数给你，如何？”
“请注意看清了，那根本不是一张空铺，而且马孔多也不需要和一个孕妇同床共眠！”我的声音大了起来，乘务员不再争执，她满面狐疑地走了。过了不久，她领来一个男乘务员，两个人在我脚跟前嘀嘀咕咕了半晌，然后鬼鬼祟祟地离开了。我不放心地看了马孔多一眼，他睡得的确很香，那双惯于嘲弄人的眼睛堰旗息鼓了。
加格达奇是座山城，周围的山却少见树木，可以说是被秃山围绕。从地图来看，它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行政归属黑龙江。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输送到全国各地的优质落叶松源源不断。早晨七时许列车靠向站台，我换好车票，招呼马孔多一起下车。在车门口，面目浮肿的女乘务员挑衅地问我：
“你那位叫马孔多的朋友呢？”
我说：“他就在我身边。”
“可他彻夜未归，你白白浪费了一张铺。”
“他对我说他昨夜在九号下铺休息得很好，他还梦见列宁了。”我冲她摆摆手，“你没梦见过大人物吧？”
“我梦见过毛主席。”她说话时，大兴安岭的晨光将她的脸涂抹得一派粲然。
我和马孔多在福泰顺饭馆吃了水煎包，我还喝了一听啤酒马孔多在吃东西的时候吸着烟，紧皱着眉头，那样子像是被我给绑了票。我对他说，我们马上换乘八点四十分开往古莲的火车他点点头。我接着又说，不过我们不在终点下车，离二十一号还有几天时间，我打算到塔河下车坐长途车去呼玛。马孔多抽了一下鼻子，也许他是不适应大兴安岭的冷空气。他那副看似任人宰割的无所谓态度使我的敌对情绪勃然而起，“你在陕西乾县同个寡妇风流了一夜，又在西双版纳幸会了一个傣族姑娘，当然还有土拉故和喀什——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孔多垂下头，仿佛真是犯了错误似的。我继续攻击他，使他不得有分辨的机会：“当然，你肯定要说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去陕西那个到处是秦砖汉瓦的省是必要的，西双版纳也有恐龙化石，而土拉故和喀什，是否有木乃伊？”
马孔多对于我喋喋不休的数落向来报以沉默。“别扮成无罪的羔羊了，别说大兴安岭不值得你来一趟，说不定你会在漠河发现一座有着彩陶和丝织品的远古墓穴呢。”
马孔多和我走在有些空荡的大街上。街面很宽，有个脏兮兮的老头在遛一条比他还脏的狗。站前广场的栏杆后停着为数不多的“拉达”出租车，还有一些捎脚的马车。几位妇女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裳在兜售水果、面包、香肠和茶鸡蛋。一家小小的录像厅前竖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红粉笔写着《江湖义胆》、《摧花狂魔》、《街头笑卖情郎》等录像片预告。马孔多把目光放在《摧花狂魔》的片名上，一股本能的喜悦迎合着这致命的诱惑。如果不是时间过于紧张的话，我会让马孔多遂心所愿的。
我们登上火车，车厢很空，座席极不洁净，厕所发出的恶臭令人反胃。我依然让马孔多坐在靠窗的位置。车窗敞开着，可以看见铁路两侧低矮破旧的房屋和夹着障子的菜地。火车过了一个阴森森的桥洞后，我和马孔多同时望见了郊外山顶上的坟场。坟场上野花繁盛，马孔多觑着眼看了我一眼。
我说：“再过五千年，这里将是一个大的考古场，那时会有像你一样热衷考古的人来这里发掘墓葬。那时候电视机的残骸、铝合金的窗架、易拉罐、磁化杯都成为文物了。”
马孔多对我对他工作所持的不友好态度表示出了某种反感，他从T恤衫的口袋里将变色镜拽出来，架在鼻梁上。其实这蛮好，相安两无事，我也懒得看他了。
从车窗外灌进来的风有一股清香的植物气息。天气真不错，一碧如洗。火车经过的地名都与森林有关，松树林、翠峰、林海、新林、翠岗等，但也有比较文化一点的如大扬气和小扬气。从面积上来讲，大扬气不大，小扬气不小，美丽宁静的多布库尔河就从小扬气镇穿过。
“喂，马孔多，别睡着，当心口斜眼歪。”我见他打瞌睡了，就摇他的手臂，那手臂有些凉。
马孔多用手摸了摸眼镜腿，有些口吃地说：“到塔河再叫醒我。”
虽然如此，我仍然很满足，马孔多毕竟又同我坐在了一起。我将头靠在他肩膀上，一般来说马孔多对于女人的亲昵举动总是抱以更热烈的回应，但这次他却无动于衷，他是打定主意和我对抗到底。
塔河是个乱糟糟的小城镇，大约有十万人口，是凶杀案发案频率最高的一个小镇，有一家海外电台称它为“杀人魔城”。我们走出乱哄哄的出站口时正撞见两个手持铁锹的民工在吵架，一个骂“我肏你八辈祖宗”，另外一个骂“我宰了你全家”，吓得我拉起马孔多的手朝东边的长途汽车站飞速跑去。大概是刚下过一场雨吧，小路泥泞不堪，那些废纸、烂菜叶的垃圾堆随处可见，绿头苍蝇乐在其中，手舞足蹈。马孔多已经取下眼镜，他那双多变的眼睛正盯住汽车站门前一个背着大包袱的肥胖的中年女人。那女人宽肩厚臀，阔嘴红脸，似匹结实的母马，马孔多一路的不开心立刻被席卷一空。他情不自禁地朝女人走去，我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