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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打芦苇是在二月末的一个周末。那是因为吃奶。他睡醒后林阿姨忙三选四为他沏奶，奶斟进奶瓶后递给他，他便气急地用小手去拍林阿姨的脸，并且将奶瓶打翻在地。我不由分说从林阿姨怀中夺过他，然后将他放到小床上打他的屁股。我每打一下林阿姨就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行了，他知道了！”芦苇哭得几乎抽噎过去。不过事后他再接奶瓶时就现出俯首帖耳的样子，我可不想让林阿姨自幼纵容桑桑的悲剧在我们家重演。也正是由于这件事，我和于伟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那天他下班回来我沾沾自喜地报告我如何制服了芦苇，“他这么小就知道动手打人，而且他饿了，就因为迟了一些就抗议吃奶，这还了得？我一次就把他打服了。”我边说边指点着芦苇。那天晚上芦苇明显打蔫，看我时现出很生气的样子。于伟听完我的话气白了脸，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当着外人的面给我难堪：“你以为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能制服一个不足一周岁的孩子是件光荣的事，是吧？”他指着我的鼻子颤声说，“他这么小你就限制他的个性发展，你想把他塑造成什么人？道德上的伪君子？女里女气的太监？你不能拿你成人的观点去约束一个婴儿，这太不人道了！”
我屈辱而自尊地反驳：“他能拒绝吃奶，就能拒绝一切他本该接受的东西。恶习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
“你是不是希望他一出生就会很深刻地拿起画笔？”
“请你别嘲讽我的职业。”我哭了，“也许他在农村更利于他的成氏，他有小姐姐，小哥哥，有小院子和蟋蟀，他会懂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我歇斯底里地哭诉，“我们能给予他什么？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冷漠的城市、狭窄的街道、骨灰盒一样的死气沉沉的屋子。不错，农村孩子没有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他都应有尽有了，可他却失去了良好的空气和质朴的亲情。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推开奶瓶吗——”我不知怎的冲口而出，“他想要衔他亲妈妈的奶头！”
林阿姨面如土灰地抱着啼哭不止的芦苇回房间了。我的头嗡嗡地响。天哪，我说了什么？我在对别人说芦苇不是我的孩子，可他是我的孩子啊，他的一颦一笑都给我带来激动与欣喜。也许桑桑的故事带给我的负担太重了。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许久，于伟才说出一句道歉的话。可是这种道歉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林阿姨已经明白了芦苇是抱养来的孩子，她会怎么看我呢？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画家？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卧室，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黑暗的画室看着窗外。窗外也是黑暗的。为了维护我的自尊，朋友们一旦问起我们为什么婚后多年不要孩子时，于伟总是用幽默的口吻说他太爱我，不想让一个小孩子来干扰这种爱，而我则搪塞说想在年轻时过一段轻松自由的日子，为了抱养孩子，于伟甚至做了一个天真设想，让我一年前就回乡下的亲戚家过一段日子，好对外界说我怀孕了在乡下休息，谁也不会在意你怀孕了几个月，然后你会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神秘地回到家。我当即就拒绝了这个计划。但芦苇的到来还是使我在朋友们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久前有两位一年多不见了的画友来访，忽然见到了童车上的芦苇，都狐疑地问我：“儿子都这么大了？”我自然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笑着点头，在他们惊奇的目光下和芦苇咿咿哇哇地对话，俨然是母子情长。于伟在公司，也不说抱养了一个孩子，只是称他有了一个儿子了。他们公司的所有朋友都认为白絮飞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人，那么他们突然有了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奇怪呢？也许大家在背后有种种猜测，但当面都现出糊涂的样子。而我和于伟也正需要这种糊涂。这种糊涂是透过窗纸的温柔的光明，它给我制造了一种梦幻的感觉，而谁一旦捅破这层窗纸，泄漏进来的耀眼的光明也许会刺痛我的心。我没有想到是自己捅破了这层窗纸，这层纸是如此脆弱。
夜深了。偶尔还可以看见窗户上有微妙的光束一明一灭，那是街上仍有车辆在行驶。我觉得彻骨地寒冷，我的眼前开始闪现出桑桑的形象。当林阿姨在那个冬日的午后泪流满面地讲述桑桑的故事时，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紧。桑桑因为怀疑自己的出生而一步步走向极端，如果芦苇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会怎样呢？他会离我们而去吗？他会自暴自弃吗？
画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是林阿姨。她放慢脚步走到我身边，然后坐在我对面的矮凳上。黑暗中她那衰老的形象看上去是如此打动人心。
“芦苇睡了。”林阿姨嗓音沙哑地说，“睡觉时鼻子还一抽一抽的，他是受了大委屈了。”
林阿姨也在责备我。
“也许那天我不该给你讲桑桑的故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如果我知道芦苇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我绝对不会讲桑桑的故事，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
我没有答话，我想听听她还会说些什么。
“桑桑这种人在生活中是个例外，很难见到她这一种女孩子。我常常宿命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天性。她即使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会循规蹈矩地过正常人的日子。有人天生就喜欢堕落和吸毒，很难说是生活所迫或者是受到诱惑，有人就愿意这样做，谁也抵挡不住。”林阿姨停顿了一刻，用舒缓的口气说，“我最近老是这样想，桑桑其实从骨子里认为我们是她的生身父母，只不过因为她的行为方式与我们格格不入，她想从根本上摆脱我们，所以她便设想我们不是她的生身父母，为她的叛逆找到一种借口。”
“你是说她是故意给自己设计陷阱了？”我说。
“开始会是这样的。可是到了后来，她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于是她相信了这个莫须有的事实。”
“可你说过，她小时候特别受到娇纵，没有人会件送她的意愿。如果不让她自幼就那么随心所欲，也许她长大后会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
“可芦苇不一样。”林阿姨说，“他还不到一周岁。”
“可他却知道拒绝他本能该接受的东西。他那时是多么饿呀，他想吃奶，可是奶送来得稍稍迟了，他就会动手打翻奶瓶，这无论如何不是好兆头。”我忧心忡忡地说。
林阿姨一时语塞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脸的轮廓，但是从她的不均匀的呼吸声中我能感觉出她的激动。
“你不用担心——”林阿姨说，“我不会把芦苇的事情说出去。他其实已经是你们的孩子了，你不要往别处想。”林阿姨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于伟对你太好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体贴妻子的丈夫，他要是话说重了。你别计较了，何况他也认错了。”
我没有回答她什么，林阿姨起身离开了。我陷在黑暗中觉得头昏脑涨。我打芦苇这还是第一次，我打他时是那么心安理得，其实我已经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了。我下手是否重了一些？他明天是否会拒绝我抱他？
天还没亮我就悄悄离开家。冬天太阳出来得很晚，街面上的路灯惨淡地亮着。很少有行人，车辆也稀稀落落，我朝长途汽车站走去。我很想一个人去鱼塔镇苍茫的原野上走上一刻，也许那上面奔跑的羊群会给我信心和温暖。
只有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才路过鱼塔镇，而那班汽车要八点以后才能发车。我瑟瑟发抖地钻进汽车站旁一家私人餐馆。里面光线黯淡，桌和椅都不干净，几个早起的民工正在喝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婆娘，因为起了大早，她面色疲惫，呵欠连天。她见了我并没有现出很热情的样子，仿佛她的生意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我坐下来，问她有没有豆浆和油条，她肿着眼泡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没有。”
“那有米粥和酥饼呢？”我说，“鸡蛋羹也可以。”
“没——有——”她拉长了声调说。
“那有什么？”我接着问下去。
她懒得再和我说话，而是抬起浑圆的胳膊指了一下那几个吃饭的民工，意思是说他们吃的就是餐馆有的。
豆腐脑、馒头、花生米和威菜挺经典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恶作剧般地大声吆喝：“来碗豆腐脑！”
老板娘被吓得激灵一下，起身为我去端豆腐脑，待她转身的时候我又大喊一声：“外加一个白面馒头！”
几个民工发出窃窃的笑声。
老板娘端来了豆腐脑和白面馒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然后她歪着身子挑衅地看着我。
“再给我来碟花生米和咸菜！”我仍然大声说。
“我耳朵不聋。”她摇摆着身子说，“你一大早晨跟我喊什么呀？都是南来北往的客，大家客气一些不好吗？”
我装做浑然不觉地继续大声说：“我说话真有那么大的声音吗了！不会吧？！我怎么没觉得？！你们说我刚才的说话声吓着你们了吗？！”我转向那几个民工，他们笑得嘴中喷出白花花的豆腐脑。
老板娘终于被我给气精神了，对待下面进来的客人就不那么蔫头蔫脑的了。我心下想：这才像个老板娘的样子。而我自己也因为大声说了一通话神清气爽，我吃光了豆腐脑和馒头。花生米卤得时间过久，味道和颜色都不好，使我联想到死人的脚指头，所以全部剩下了。
吃过饭，天蒙蒙亮了。我走出餐馆，发现做小买卖的人已经出现在各个街角了。有人吆喝馅饼，也有人吆喝瓜果糖茶，还有人在卖热气腾腾的包子。我进售票处买了一张票，然后来到长途车前。司机正钻在车下用炭火烤车，跟车的女孩子因为穿着单薄而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人。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用指甲轻轻刮着霜花，不觉刮透出一个婴儿的轮廓。晨曦就透过晶莹的划痕朝我涌来，那婴儿呈现出金黄色，毛茸茸的，分外可爱。立时我想起芦苇，眼睛便湿了。
我到达鱼塔镇的时间是九点半左右。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