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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叹息一声,“拉威尔活到今天,肯定是不想再活了。一九三七年,他走向晚雨的空气中,他一个人走,他不把我带上,一九三七年。”
“拉威尔是个什么人?”女仆问,“你老念着他?”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说,“把那些有风格的东西都变成废墟,新建的是一个模式,就是这样。我看见了彗星,还看见了岸上盘上了青蛇的石头,我累了。”
“有一个卖香油的,天天往香油里兑水,她却发了大财了。”女仆说,“我简直有些不敢上街买东西了,假的太多了。”
“你的书写到哪一步了?”女仆又问,“小时候的事写完了吗?”
“小时候?”老妇人迟疑地问,“人都有小时候?”
女仆说:“那个要出你书的人来催了三次了。我没有让你见他。他说你的书会赚一大笔钱。你年轻时可真漂亮,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你就是该生个孩子。”
“我唱过歌?演过戏?”老妇人苦笑道,“二十世纪可真会开玩笑,我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夜里你还唱歌来着。”女仆说,“听着声音还怪年轻的。”
“连你也学会说谎话了。”老妇人唉声叹气地走向唱机,《西班牙狂想曲》再次不负责任地把她推入金黄色的山谷。
“战争结束后我和汽车修理工永远分了手。他没有让我怀孕,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战争时代他的表现是和平的,他修车、唱歌,到山上滑雪,有时夏日的深夜我们开着车出去兜风。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不料战争的结束却使他怅然若失,他觉得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忍受世界上没有战争。这使我大惑不解,我说:你如此热爱战争,为什么不去参战?他暴怒地回答:因为我太热爱战争了,我的介入会使战争更早结束,所以我不去打仗。天哪,他那口气仿佛他进入战场就是最高统帅,就是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巴顿等将军似的。我告诉他,他这种庸人对战争来讲如同草芥,无足轻重。他如果去了前线,大概只是个抱头鼠窜的逃兵,如果不是,那么他会被流弹击中死在战壕旁。他咆哮着对我说:没有战争的世界算是什么世界?!可耻的人类,只能借助战争来完善自身。只是在那个时刻,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身世,我的外公外婆如何死于西班牙内战,而我的母亲又是如何因恐惧战争而终年站在山峰上纵情歌唱。他听后不屑一顾地耸耸肩说:歌声是唱给战争的。随后,他坐在战争的尾声中动情地弹着吉他,唱了《流向远方》、《再见,为了生还》、《誓死不休》、《高山湖》等歌曲。他的歌声感染了我,可我知道他不是唱给我的,他是对战争做告别演出。当我领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庆贺和平生活开始的时候,校长走到我身旁沉痛地告诉我:你丈夫出了车祸。他开着汽车冲下峡谷,我站在悬崖上看见了深红色的车体碎片,他的形象像游鱼一样从水底滑走。没人认为他是自杀,只当做一次意外事故。我站在他的墓穴旁将一枝红玫瑰抛向里面的时候,我同样像站在母亲墓前一样想念他。战争的阴影彻底从他心中根除了,我想,他和母亲深怀同样的恐惧,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他们应该得到同一结局。我并不把他看成战争狂人,他只是战争的牺牲者。”
那么多的人出现在老妇人面前,他们正在举行野餐。这是海滨城市的一角,天上有许多白云,人群的正中有一个菱形棚,棚布是果绿与银白相间的条布。棚底下有一个叫做“夏之风”的乐队正在演奏古典音乐。那么多金发碧眼的人或躺或坐地在草地上交谈、饮酒、赏乐。一个穿灰布长裙的姑娘带了一条红白格的羊毛毯子,她把它铺在草地上,和相爱的人躺在一起。她调皮地把赤裸的脚蹬在爱人的皮鞋上,而她那金发的戴着墨镜的爱人则用手臂支撑着头部打量别处的风景。黑头发的穿红衣的女人在吸烟,戴绿耳环的穿白衣的短发女人正悠闲地往面包上抹果酱。几个年轻人围在一起谈一部新影片,发了福的穿金黄衬衣的老医生正给一个恐惧爱滋病的人讲预防措施。人群之外的地带种着一些树和花。人们在音乐声中谈幸福也谈恐惧,回忆过去也憧憬未来。这种时刻,没有人会想到世界曾经发生过战争,没有人意识到这世界局部的战争仍然时有发生。
老妇人看到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和平。
和平就是自由的空气。
“战胜国与战败国作为战争的两个极端,其前景是截然不同的,最悲惨的要数战争中慰安妇的命运。当年被日军当做‘军用物资’运到中国的慰安妇,幸存到战败的大多身染重疾,神思恍惚。这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一部分是朝鲜人。”
老妇人停下笔翻阅资料:
火车走了两天半时间才到达杭州。而慰安妇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挣一千多元,就是说每人都慰安了五百多士兵。她们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有的身上还趴着士兵就打起瞌睡来。
在南方某地驻扎着六百多日军。一天,一艘运输船载来了二十名慰安妇,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日军官兵欣喜若狂,有的竟兴奋得大声哭泣。由于慰安妇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紧,饥渴已极的士兵当即在军营的练武房内用几条毯子隔开,然后像接受体检似的排着队匆忙地进出。练武房的屋顶由于空袭而变得百孔千疮。天忽然下起大雨,雨水从屋顶哗哗地漏下来,把士兵们和女人们浇得浑身透湿,但是“慰安”并未因此中断。幸存的士兵于战后回忆当时的经历说:
“明明是白天,却阴暗如同傍晚。在昏暗的光线中,湿漉漉的女人的身体就像涂了夜光涂料般闪着灰白的光。女的脸面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身体很瘦,但乳房却大得胀鼓鼓的。在右边的乳房上有颗红痣。女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我回答是梨山县。女人说,她是秋田县的,那声音像美妙的音乐一样。雨水不断地淋在我的脊梁上,正在进行中,家乡的事忽然浮现在我脑际,我感到自己这种存在十分可怜。当我离开房间时,女人仰卧在那里,说:您体面地死吧。我回头看去,在黑暗中,女人正注视着我。她大概对每一个人都要说这句话吧!女人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枕边,上面放着一个护身符袋。她的话使我无言以对。”
老妇人用红笔在这段资料的某些语词划上了重点号。她喝了口茶,沉思片刻,拿起笔:
“军人在战争中是失去了家乡的人。一个在女人胸前想起家乡事的男人,肯定不是个坏男人;一个因为想起家乡事而觉得自己可怜的男人,肯定不是一个全心全意投入战争的军人。这样的人不应成为我们的敌人,可他却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敌人。战争就是一架冷酷地批量生产‘敌人’的机器。我不知道一个曾经在战争中接受过慰安的觉得自己可怜的男人,在战后的处境会怎么样。他回到了家乡,可那已经不是他的家乡了。而那持有美妙声音的慰安妇又魂归何处?没有体面死去的,必将苟且活着。而那说着‘您体面地死吧’的人,却一生都求不到体面的死,她把她的体面都祝福给别人了。”
那肯定是八月的风景,这对青年男女如此陶醉地漫步在蓝色的湖畔。湖畔上绿草茵茵,野花峥嵘,银白色的鸟从空中飞过。远处走来头包纱巾挎着竹篮采矢车菊的姑娘。姑娘带着一只顽皮的小狗,它忽前忽后地撒着欢,它望着天空的白鸟的时候也许会问主人它为什么不能飞。矢车菊金灿灿的,声名显赫的阳光将它们的花蕊映照得更加亮丽。在姑娘脚印消逝的深处,是富足的农庄。一些妇女守着奶牛挤奶,而有些孩子则去寻草莓了。
“对这些小镇我似曾相识,可我认不出哪一个是我居住过的了。我居住的小镇大都有山,山上有雪,有的山峰很高,夏天时雪也不消融。在初春时节,路总是泥泞不堪,我总觉得我母亲就是在走完一段泥泞不堪的路后将我生下来的。我见过的房子太多了,它们有时是天堂,有时却是囚室,我曾在天堂中迷失了自己,而又在囚室中找到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房屋会完全给人以幸福或悲哀。我从未与树分离过,树木与我一同汲取空气和大地的养分,不同的是,我在大地上消逝的时候,树木仍然对着蓝天成长。我母亲故去多年以后,当我徘徊在初春泥泞的山路上,面对着轰轰烈烈的晚霞,我忽然很怀疑我的父亲是个牧师。我寻遍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没人告诉我父亲是谁,我是一个丢失了父亲的人。有一种歌声就容易被丢失,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无数饥渴的心灵把这歌声分食了。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丢失的。我记得进每一个小镇都是颇费周折的,有时候驱车沿着笔直的山路来到一个小镇,你已经看见这小镇的轮廓时,路却变得曲折起来,你不得不把着方向盘转迷宫似的左绕右绕,当你满头大汗在道路尽头停下车时,就有了再也不想离开那里的感觉。”
“战后的一段岁月,假日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幽灵似的驱车拜访一个又一个小镇。我独独避开了那个有着温馨咖啡馆的、有着对我来讲比教堂还要重要的邮局的小镇。我曾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夏日在一个小镇邂逅了一位作家。他的弟弟是海军,死于太平洋战争,而他自己参加了欧洲战场的战争。他身上弹痕累累,嗜烟如命,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疼病,是个集温柔与愤怒于一体的矛盾物。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书,我为他当了一个时期的速记员。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由我记录下来的。他的房子靠近山谷,那正是可以开窗的季节,新鲜空气层出不穷,我们把窗子长久打开着。他站在窗口背对着我,面向山谷,而我则坐在壁炉旁的硬木椅子里。他口述时从来都是一个姿势:双臂抱胸,仿佛稍稍不慎他的心脏会从胸腔中迸出来,他得竭力按捺住激情。他的语气忽高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