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
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是“义”。
“忠”这个字，好理解，就是听老大的话。
但是，老大没发话的地方，该听谁的话呢。
一般中国人，就听“义”的话。
所谓“义”，就是一般的道理和正义。比如说，震关西欺负卖唱父女，这是不合一般道理的，是违反一般做人做事的情理的，鲁达出于“义”气，就暴打不平了。鲁达就是“义士”。朋友和弟兄受了难，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受难了，你都要去帮助，这是一般情理，所以关羽就去搭救被缚住的张辽，这就是“义”。所谓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是讲忠和义的。
同样，燕国的土地和民众，一草一木，都是燕王族一直属有的。而秦国人跑来抢，抢人间燕王族既有的东西，就是不合一般道理，可以归为不义之举，抢的是不义之财。于是荆轲看不惯了，在燕太子丹的“反复请求”下答应帮着燕王族，去维护它即将失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荆轲是个“义士”。是个按照一般道理去做事，去帮燕王族的义士。易水之滨的荆轲山，有荆轲的纪念古塔，上边也写的是“古义士荆轲里”，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不义的事（譬如秦国抢燕王族的东西）未必是不革命的事。义士也未必是革命者。
不可否认，六国王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统治权和生存利益，对秦王族进行抵抗，这是顺理成章的本分之事。但未必防守一方就必定是革命的一方。
“革命”，一定得是你所代表的东西比你的革命对象更进步、更革命、更符合历史潮流。荆轲所代表的燕国王族，比秦王族更进步更革命吗？
荆轲刺秦王一事，从根本上说，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我们可以认定荆轲是义士，但他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呢？
这个问题恐怕谈起来费很多口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秦人的历史地位。
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确实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是残暴的。但中国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些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的呢？刨出这个手段的残酷性不讲的话，秦对列国的“入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主权国家的“入侵”，而是秦王族对于六国地区的既有统治王族的打击和取代的过程，是对不同王族势力的私有财产（土地城邑）的侵夺，是权力阶级们的重新洗牌。后来，秦末的人民起义和复国运动，更主要的也不是恢复那个“国家”，而是恢复那个“王族”的权益。
其实，这种其它王族对某一王族的取代，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春秋时代有无数的小国，一个个只有一个县城大。齐桓公就灭了几十个。这个被灭的小国的人，如果起来去刺杀齐桓公，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该叫“革命”呢？
同样就像在西方，当一个旧的王族或者统治形式，被新的王族家族或者政体所取代，都会有一些遗留者，出于报仇雪恨和对旧家族的忠诚，与新的统治者战斗。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以及荆轲这种为了忠于旧王族旧家族，而拼命对抗新的王族统治者的人，叫做“义士”，而不是“革命者”！
“义士”，是出于一种对某势力或家族的忠诚，而行动的，它有它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荆轲由于长期接受田光、太子丹的“顺适其意”的笼络（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客观上荆轲都对太子丹不可避免地负有了尽忠诚的义务。他最后出于这种忠诚义务，为了太子丹的家族利益，拼命西行，冒死入秦，不问成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士”，是有他可贵的人格的。
而“革命者”的定义，应该是新的一种革命进步的政治力量中的推进者，才是革命者。比如秋瑾女士是革命者，她当时是代表着进步的东西，她要推翻腐朽的满情王朝。燕国和其它六国一样，行的是腐朽的贵族政治，他们去进攻和取代领先的职业官僚政治的秦国，难道是革命吗？显然不是。
秦王国，代表着进步的政治力量，秦在政治体系上的进步，前面已经有目共睹了。吕不韦、李斯、范雎，他们所致力于的事情，是相对更进步和革命的，他们取代腐朽六国贵族的努力，可以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革命者。
荆轲也就因此称不上“革命者”了，他可以算是终于燕国王族贵族的“义士”。
总之，荆轲不是以“代表着志士仁人奋起反抗暴秦的革命者”为其属性，而是以“报效和维护燕太子丹家族的义士”为最大特征。
还有一种革命者，是出现在反抗异族的入侵的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刘胡兰，我们说她是革命者。
但是，秦国对于列国的入侵，并不是异族入侵。秦国的人种，和六国都一样。秦国这个地区，甚至还是大周王朝最初几百年所定都和活动的地区。秦对六国的攻击，不是异族入侵，即便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也不是。它是秦王族对六国王族的打击和夺取其土地权力乃至最终替代的过程。它和六国各自历史上都曾经不断吞灭几十上百个小诸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各个小诸侯王族的兼并取代过程。就像吕布抢袁绍的地盘，或者刘表抢孙权的地盘，它升不到一种“入侵”的水平，而是一种土地、人口、统治权的再分配。
我们有理由把战国七雄这种周天子下的割据局面，和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对比。魏国、蜀国、吴国之间的混战，很难说出谁打谁，算是革命的，谁打谁，算是不革命的。他们是三姓集团的战争。同样，战国七雄的杀伐，也是七个王族之间权力争夺和再分配的过程，其中难说谁对谁算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相比之下，由于亲王族代表的政治力量和结构体系，更加进步和领先，它对六国王族的进攻，是相对最具有“革命性”的。
我们说，燕王族有权力对意图进攻和取代它的秦王族进行抵抗，我们不能要求它们都像刘禅一样主动开城出降，去“顺应历史潮流”去。荆轲作为一个义士参与进这个抵抗过程中来，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乃至也是慷慨可歌可泣的。但是，就像我们不能认为燕国刘禅的投降，是如何如何的卖国求荣与反动行为，我们也不能就说燕王族（含荆轲）的抵抗是多么多么的革命而秦的进攻又是多么多么的反革命。
秦帝国在建立以后，从秦二世暴政开始，它是走向了反动，人民推翻它，那是革命的行为。但是，秦帝国后期的表现不应该影响到对它前期的评价。秦帝国在缔造过程中，秦王族对六国王族的战胜和取代，是以进步的政治取代腐朽的贵族政治，它并不是反动的，它是极具进步和推动历史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