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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几年前，多萝茜有一次打电话来，她当时完全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告诉我，她出门买东西时，露西到她的书房，一举抹掉了她所有的磁盘，清除了上面的全部资料。其中两张存着多萝茜正在写的书，她还没来得及印出来或复制备份，这简直是谋杀。
“露西，你在开玩笑？”
“噢，别紧张。”她阴郁地说，“我已经先把你的资料全部备份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然后再输入命令。所有东西都在那里，只是清干净了，我的意思是就节省空间来说。”
我拉了把矮椅子在她旁边坐下。直到此时我才注意到，在一大叠磁盘下放着今天的晚报。从报纸折叠的样子看来，已经有人看过了。我抽出报纸翻到头版，一眼望去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条新闻。
年轻外科医生惨遭谋杀
勒杀案凶手四度出击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科住院医生于凌晨时分在柏克莱大道自家住宅里惨遭谋杀。警方表示，这桩谋杀案与最近两个月在里士满发生的另三起女子在家被勒杀的案子有很大关联。
被害人名叫洛丽·彼得森，哈佛医学院毕业生，现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外科实习。她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昨天午夜过后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教学医院急诊室。据分析，她从医院直接开车回家，大约在凌晨零点三十分到两点之间被杀。凶手割开一扇未上锁的浴室纱窗，潜入死者的住宅……
一行又一行的报道。上面有张黑白照片，医护人员抬着她的尸体走下门前台阶。还有一张较小的照片，可以认出上面身着卡其色雨衣的人正是我。标题写着：“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到达谋杀现场……”
露西睁大眼睛瞪着我。柏莎把报纸藏起来是有道理的，但露西很机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孩看到这样的报道会想到什么，特别是上而还附了张她姨妈的照片？
我从未对露西详细解释我的职业。我避免与她讨论我们生活的野蛮的世界。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为盲目和残酷的血水洗礼，失去了天真与理想，再也不存一丝信任。
“这跟《迈阿密先驱报》一样，”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先驱报》老是登些谋杀新闻。上星期他们在运河里找到了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定是个坏蛋，才会有人把他的脑袋割掉。”
“说不定，露西。但就算他是坏蛋，还是不该被砍下头，而且，不是每个被谋杀的人都是坏人。”
“妈妈说他们都是坏人，好人不会被谋杀。只有妓女、毒贩或者强盗才会。”
多萝茜的确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更糟的是露西真的相信她说的话。一股囤积已久的愤怒从我心底冒了上来。“但那个女子是破勒死的。”
露西的想法动摇了。她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几乎可以把我吞下去。“她是个医生，姨妈，她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也是医生，她就像你一样。”
我忽然警觉到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关掉电脑，牵着露西的手走出书房，进入厨房。当我转头问她要不要在上床前吃点心时，却猝不及防地发现她正咬住下唇，眼里充满泪水。
“露西，怎么哭了呢？”
她拼命地抓住我抽泣，哭叫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
“露西！”我惊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发脾气、使性子我都不意外，但这是怎么了？我可以感到她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衬衫，可以感到那紧贴住我的小身体发热、紧张。
“别怕，露西。”我想不出别的话，只有把她抱得更紧。
“我不要你死，姨妈。”
“我不会死，露西。”
“爸爸就死了。”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露西。”
我的话并不足以安慰她。报上的新闻像是对她下了毒。她有成人的智慧，但又未脱离儿童的想象力，何况她原本就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失去父亲的经历。
上帝！我想不出要如何回应才好。我母亲对我的非难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沉浮。我没有孩子，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母亲。“你该是个男人。”我和母亲最近一次的遭遇战中她如是说，“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实现野心上，一点也不像女人。凯，你会变成个虫干。”
当我在心灵最空虚、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