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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在他严肃的脸上来回扫视。我想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便说：“不错，他强烈反对抽烟，而且常常公开表示意见。”
“我也这样想。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也听他在电视上谈过。据我所知，他计划明年全面禁止在我们办公大楼里抽烟。”
“不错，”我回答，不悦的情绪再次加剧，“明年此时，你的老板就要站在外面的寒风凄雨里抽烟，活像个充满罪恶感的小孩。”我不解地看着他。“你问这个干吗？”
他耸肩。“只是好奇。”又一耸肩。“我猜他原来也抽烟，但戒掉了。”
“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抽。”我告诉他。
我的电话铃又响了。当我再抬起头时，温格已悄然离开。
别的不说，马里诺的天气预告倒很准确。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夏洛茨维尔时，头上顶着一片耀眼的蓝天，今早暴风雨留下的唯一证据，是在路边绵延不尽的草原上升起的一层层水气。
埃伯格对我的控诉一直咬噬着我，所以我决定亲自去听他与斯皮罗·弗特西斯的讨论，至少这是我与那个法庭心理学家订约的理由。事实上，那不是唯一理由。我一出道就认识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早年参加那些冰冷的全国法学会议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愿意与我做朋友。我可以放心地对他尽情倾诉，就像去看心理医生差不多。
他在他部门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四楼等我。他站在昏暗的走廊上，脸上绽开微笑，像父亲那样拥抱我，在我头顶亲了一下。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与心理学教授，比我大十五岁。他的白发像翅膀般盖住耳朵，无框眼镜后是一双仁慈的眼睛。他照旧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还有一条沉寂多年后再度流行的条纹窄领带。我总觉得他像插画家诺曼·洛克维尔画笔下的小城医生。
“他们正重新粉刷我的办公室，”他打开一扇深色木门，向我解释，“如果你不介意被当成病人，我们就去这一间。”
“现在我觉得很像你的病人。”他关起我们身后的门，我说。
这间宽敞的房间像客厅一样舒适，只是感觉很中庸，没有什么感情倾向。
我坐进一张黄褐色皮沙发。房间内散放着很多浅色的抽象水彩画和几盆绿叶盆栽，没有杂志、书和电话。小桌上的灯没有打开，特别设计的白色百叶窗调节好了，阳光可以柔和地透进来。
“你母亲怎么样，凯？”弗特西斯拖过一把黄白色的安乐椅。
“还活着，我想她会比我们活得更长。”
他微笑。“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母亲会长生不死，很不幸，那很少发生。”
“你太太与女儿呢？”
“都很好。”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你看起来很累。”
“我想我的确很累。”
他静默片刻。“你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他用那种温和的、没有任何威胁性的讲话方式开始，“我在想以前你认不认识洛丽·彼得森？”
他没有多问，我却禁不住告诉他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的事情。我有种非倾诉不可的需要。
“我见过她一次，”我说，“至少我相当确定见过她一次。”
我早已仔细回忆过以前是否见过她，特别是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或在院子里照顾玫瑰时那种安静内省的时刻，我会看到洛丽·彼得森的脸，然后把她拼在医学院无数实验室或课堂中聚在我身边的学生脸上。一想再想之下，现在我已经说服自己，当我在她家看到她的照片时，便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很熟悉。
上个月我发表过一系列演讲，主题为“女性在医学界”。我记得站在讲台后，看到一片年轻的面孔占满了整个大礼堂。学生们带了午餐，舒适地坐在有红色椅垫的椅子上，边听边享受美食。就像过去相似的演讲，那次没有什么特别，或发生过值得回忆的事，当然，现在回想又不同了。
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洛丽是演讲结束后前来提问的女学生之一。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一个穿实验罩袍、引人注目的金发女子。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她的眼睛，深绿色，充满疑问。她问我是否相信女人可以拥有家庭，同时又能兼顾像医学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我会特别记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时之间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就我来说，家庭事业并不两全。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想过，好像如果我想得够多，那张脸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是她，或不是她？现在每次我走在医学院的走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金发医生。我不认为能找到她。我想那个女子就是洛丽，她短暂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从未来的恐怖中走出的鬼魂，永远只能存在于过去。
“有意思。”弗特西斯以他一贯深思熟虑的口吻回答，“为什么你觉得你在那时候，或过去别的时候遇见她，会有任何重要性？”
我瞪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我不知道，只是让她的死亡更为真实。”
“如果可以重回那一天，你想重回吗？”
“是。”
“你会做什么？”
“我会警告她，我会想办法不让他对她做那样的事。”
“你指凶手做的事？”
“嗯。”
“你常想到他？”
“我不是要想到他。我只想竭尽所能抓到他。”
“而且惩罚他？”
“再怎么惩罚他也不够。”
“如果他死了，这样的惩罚够不够，凯？”
“他只能死一次。”
“那么，你希望他受折磨。”他仍望着我。
“对。”
“怎样受折磨？受苦？”
“恐惧。我要他感到恐惧，就像她们知道自己即将死亡之时那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我说了多久。当我结束时，房里暗了许多。
“我想，比起其他案子，这一桩特别让我挂怀。”我承认。
“就像做梦一样。”他往后一靠，指尖轻轻合在一起，“人们常说他们不做梦，但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们不记得了。凯，所有的事都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只是选择性地摒除大部分情绪，以免被它们吞没。”
“显然，最近我并没有处理好，斯皮罗。”
“为什么？”
我猜他知道理由，但他希望我自己说出来。“或许因为洛丽·彼得森也是医生，所以有种亲近的感觉。但也说不定我因此想到自己，我也曾像她一样年轻。”
“从某一方面来说，你曾是她。”
“可以这样说。”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我没想到那么远。”
“我认为你想到了。”他微微一笑，“你最近大概对很多事都想得很远。还有什么？”
埃伯格·弗特西斯到底和他说过些什么？
“还有很多与这些案子有关的压力。”
“比方说？”
“有人搞政治游戏。”
“啊，当然。”他的手指尖仍合在一起，“永远如此。”
“那些走漏给记者的消息。埃伯格怀疑我的办公室该为此事负责。”我迟疑地说，仔细观察他是否已经听说。
他毫无表情的脸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根据他的说法，你的理论是这些新闻促使凶手杀人的欲望加速到达顶点，所以走漏的消息可能间接导致洛丽的死亡。汉娜·耶伯勒的案子也是如此。我确定下次发生时，他们也会怪到这上面。”
“有可能是从你的办公室走漏的吗？”
“有外人侵入我们的电脑数据库，的确有可能因此而走漏消息。更明白地说，以目前的状况我很难自卫。”
“除非你发现侵入者是谁。”他就事论事。
“我看不出如何能办到。”我逼他，“你同埃伯格谈过吗？”
他正视我的眼睛。“不错。但我想他夸大了我说的话，凯。我不会过度认定由于据传从你办公室走漏的新闻，而导致了最后那两桩谋杀案的发生。换句话说，要不是因为那些新闻，那两个女人就不会死。我不能这样说，也没这样说过。”
我放松的神情一定很明显。
“不过，如果埃伯格或其他人要在所谓的‘从你办公室电脑走漏的消息’上大做文章，我也没法阻止。事实上，我相信这些案子弄到尽人皆知，与凶手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由于敏感信息泄露，而导致更为渲染的报道和更耸动的标题，埃伯格的确可能用我客观地说出的话来对付你。”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你在说你不能让炸弹不爆炸。”我的心情立刻转坏。
他靠过来，明白地告诉我：“我是说我不能让我根本还没看到的炸弹不爆炸。什么炸弹？你在说有人要陷害你？”
“我不知道。”我小心地说，“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洛丽·彼得森死前打过九一一，但警方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市政府颜面扫地，可能有很大的麻烦。你看到新闻了没？”
他点点头，很感兴趣。
“今早的新闻登出之前，埃伯格很早就叫我去讨论这件事，坦纳和鲍尔斯也在场。他们说很可能会有丑闻和诉讼。那时埃伯格说，以后所有对新闻界发布的消息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我不能发表任何评论。他说你认为走漏的消息和接下来的报道，会促使凶手加剧暴力行为。我被问了很久，问到有没有可能消息泄露自我的办公室。我没有选择，只能承认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
“嗯。”
“随着情势的发展，”我继续，“我开始觉得不安。如果有任何丑闻爆发，将会牵涉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搞砸了警方的调查，并可能间接促使更多女人死亡……”我暂停，接着声音开始提高，“换句话说，我脑子里有幅景象，所有人都忘了报警电话和警方搞砸了，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怪罪法医办公室。”
他没说什么。
我软弱地加上一句：“说不定是我多心了。”
“也许你猜得对。”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他解释，“事情的发展可能正如你所说。有人想逃避责任，所以想办法归罪于你。法医很容易被拿来当替死鬼。一般民众不了解法医在做什么，他们对法医有种可怖的印象与假设。人们对于那些切开他们亲人身体的法医根本无法有好感，他们觉得这是种残害，最后的不敬……”
“请你别再说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温和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太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