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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旧没道理,凯。”他坚持,“其实说起来,那个人上次去查就很奇怪。任何对电脑的数据输入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那样做。他会想到星期六刚刚验尸,数据不会在星期一就已输入办公室的电脑。”
“不去试,不会有结果。”我喃喃地说。
比尔在一旁显得很焦躁。夜色怡人,但我就是不能放松。
足足有一英寸厚的牛排在厨房里腌着,桌面上有瓶红酒在等着。露西正动手做色拉。她母亲及其插画家丈夫不知跑去了哪里,音信全无,但露西的心情很不错,好像十分满意。在她的幻想里,她开始相信她永远不需要离开这里,并且表示如果鲍尔斯先生与我结婚,那该有多好。她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迟早我得戳破她的美梦,逼迫她回到冰冷的现实:她母亲回到迈阿密后她就得回家,而比尔与我永远不会结婚。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行径,像我们初识时一般。他正在沉思,两眼瞪着炭火,双手不经心地握住啤酒罐,手臂和腿上的汗毛像阳光下的花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热气与烟雾,这情形仿佛是我们渐行渐远的象征。
为什么他太太用他的枪自杀?只是因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或是她想借此惩罚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
他太太坐在床上,一枪射进自己的胸膛。那个星期一早上,他们做过爱,但就在几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后,她扣了扳机。她的采样里测出精子。我在现场检查她时,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那股气味。比尔离家工作时,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凯……”
我涣散的眼神逐渐集中。比尔在瞪着我。“你的心去了哪里?”他问,一条手臂围住我的腰,他的呼气喷上我的脸颊,“我也可以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想什么?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想办公室……”
我说了出来。“比尔,那天你、坦纳与埃伯格在看的那些档案里,有个案子少了些文件……”
他抚摸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我可以感到他的手指在愤怒地加压。“什么文件?”
“我并不确定。”我紧张地回答。我不敢说得太清楚,不敢提在洛丽·彼得森的卷宗里丢了些采证时用的标签。“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刚好注意到有人无意间捡到——”
他突然抽手,抱怨脱口而出:“哼,今晚你就不能不去想那些该死的案子吗?”
“比尔……”
“够了,可以吗?”他将双手插进短裤口袋,不看我,“上帝!凯,你要逼得我发疯。她们死了,那些女人死了,死透了,但你和我还活着。人生得继续向前,至少理论上如此,如果你还继续日日夜夜放不开这些案子,迟早会遭殃,我们都会有事。”
但整个晚上,当比尔与露西在饭桌上闲谈时,我的耳朵一直专注在电话上面。我期待它会响,我等着马里诺打来。
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拿起听筒。
没人应答。
“喂?”我打开灯,又问了一遍。
有电视在那一端低声播放。我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我心头一紧,憎厌地摔下电话。
星期一午后时分,我看到了楼上法庭检验专家的初步报告。
他们将这些勒杀案列为优先处理级,其他案子的检验,像量血液酒精浓度、毒品、镇静剂等都排在后面。我派了四个高手专门检查那些发亮物质的成分——在城里公厕到处可见的廉价肥皂粉。
初步检查并没有令人特别兴奋之处。目前为止,我们甚至不能对手上已有的样本,即大楼里用的硼砂肥皂得出任何定论。它含有约百分之二十五不起化学反应的研磨剂,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则是硼酸盐。这些是工厂的化学专家告诉我们的。硼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是盐,分不出有何不同。那种发光物质也是如此,它看起来是盐。这种结果就等于是说某种东西含有铅一样,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铅无所不在。我们在测枪火残余物时从不测定铅,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任何事。
换句话说,那些发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硼砂。
我们在那些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物质,或许是用来制造肥料、火药的硝酸盐,或者是用来冲洗照片的碳酸结晶。从理论上说,那个凶手可能在暗房、温室、农场工作。有多少物质包含盐?只有上帝知道。
范德在用激光测试一些盐类,看它们会不会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很快排除不发光的物质。
同时,我自有想法。我想知道除了我们的部门,在里士满大都会区还有谁购买硼砂肥皂。于是我打电话去找新泽西州的代理商。秘书把我转给推销员,推销员把我转给会计师,再转给数据处理,再转给公关,又转回会计。
他们有一番套话要说。
“我们的顾客名单是机密,我不能公开。你是作哪种检查的?”
“法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噢。你有医生执照,那么——”
“不,我们是检验死因的。”
停了一会儿。“你是验尸官?”
再多加解释也无益。不,我不是验尸官。验尸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通常不是法庭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即使是加油站的管理员一样可以被选为验尸官。不加解释的结果反而更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有人觉得硼砂肥皂会致命?不可能。据我所知,它没有毒性,绝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那类问题。有人误吃了吗?我请我们的老板和你说话……”
我解释道,在硼砂肥皂里可能含有一种在几个谋杀案中出现的物质,但这种清洁剂与那些死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肥皂可能的毒性完全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可以拿到法庭的强制令要他们提供资料,但那只是浪费他和我的时间。我听到他走向电脑时钥匙摇动的声音。
“我想你会希望我把单子送过去。这里共有七十五个名字,里士满的顾客。”
“嗯,如果你可以尽快把名单送来,我会非常感谢。但如果可能,请你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
他老大不情愿地做了。除了车辆管理局、中央供应中心和我们部门,大多数公司我都不知道。整体而言,他们包括一万余名雇员,从法官、公共辩护人、检察官到全部警察局、州与市政府管车辆的技师。在这么多人之中,有一个有洁癖的无名先生。
三点多时,我手拿一杯咖啡走回我的办公桌。罗丝按铃叫我,她转了电话过来。
“她死了好一阵了。”马里诺说。
我抓过公文包夺门而出。
第十一章
根据马里诺的调查,被害人的邻居没有一个曾在周末看到她。她的同事在星期五与星期六打电话来也没人接。星期一下午一点钟,该上课了,她仍没出现,她的朋友打电话报警。警察赶到现场,走到屋后,看到三楼有扇窗豁然敞开。看来被害人的室友出城去了。
她住的地方离城中心不到一英里,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区边缘。该校校区建筑分散,有多达两万名以上的学生。很多学院坐落在沿西大街翻新的维多利亚式老屋与砖石房子中。夏季班正在上课,学生在街上漫步、骑自行车。他们流连于餐馆外的小桌间,胳膊肘边放着一叠叠书,他们与朋友交谈,尽情享受七月温暖阳光下迷人的午后。
马里诺告诉我,汉娜·耶伯勒约三十一岁,在大学的广播学院教新闻学,去年秋天才从北卡州搬来。她已死了好几天,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警察和记者挤满了现场。
车流缓缓驶过那幢三层暗红砖房,入口有一面蓝绿两色的手制旗帜在飘扬,红色和白色的天竺葵让窗外的花坛显得格外耀眼,蓝色的铁皮屋顶上有新艺术派的浅黄花样。
那条街挤得水泄不通,我只得将车停在半条街外。一路上我注意到那些记者比以往更静默,我经过时他们几乎没有动静,也没有把照相机或话筒推到我脸前。他们的举止几乎有点像军人——僵硬、安静,但很不自然——好像他们已猜到又是一个。这已经是第五个了,五个像他们自己,或像他们太太或情人的女子被人残暴地杀死了。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老旧的石阶上,提起拦住前门的警戒带。我进入一个昏暗的门厅,走上三层木楼梯。在顶层的走廊我看到警察局长、几个高级警官和一群警察。比尔也在那里,紧临敞开的门口往里看。他的眼神短暂地与我接触,脸色灰白。
我几乎没有注意他。我站在门口往内看,那间小小的卧室充满了腐尸特有的恶臭。马里诺背对着我,蹲下来打开衣柜抽屉,熟练地翻检整整齐齐叠好的衣服。
衣柜上面疏落放着些香水与面霜、一把梳子、一套烫发卷。衣柜左方靠墙有张桌子,桌面上的电动打字机像是一片纸海书洋里的小岛。头顶的架子上和木头地板上堆了更多书籍。衣橱间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没有开灯。地上没有地毯,房间里没有摆设,墙上没有照片或图画——好像没有人长住在这间卧室,或者她只是暂时借住。
我右边较远的地方有一张单人床。从远处我看到纷乱的被单和一团纠结的深色头发。我注意着脚下走过的地方,慢慢靠近她。
她的脸正朝着我,但已经浮肿腐化到不可辨识,我只能看出她是白种人,有深棕色头发,除此之外看不出她生前的相貌。她裸身侧卧,双腿上提,双手被绑在背面。看起来凶手用了百叶窗的绳子,那种绳结和杀人的模式熟悉得可怕。一条深蓝色的被单丢在她的大腿处,从被单丢弃的样子看得出凶手的冷酷和轻蔑。床脚的地上有件短睡衣,上衣扣了纽扣,从衣领到下摆被割开,睡裤则从侧面被割开。
马里诺慢慢穿过卧室,走到我旁边。“他爬梯子上来的。”他说。
“什么梯子?”
那里有两扇窗户。他瞪着的那一扇开着,就在床边。“在外面,靠着砖墙。”他解释给我听,“那里有个老旧的铁消防梯,他就从那里进来。梯子生了锈,有些锈片掉落在窗台,可能是从他的鞋底掉下来的。”